近期,一部由趙麗穎主演的熱播大劇《風吹半夏》,引發了人們對創業浪潮年代的集體回憶。
《風吹半夏》改編自作家阿耐的小說《不得往生》,故事的核心立論從這一名字便可窺見端倪。上世紀90年代,鋼鐵商人許半夏為了一個未經核實的生意信息,賭上全部身家舉債到北邊進廢鋼,在發現上當受騙後,以驚人的意志與幸運,隻身找到了黑海廢鋼的進貨渠道。經曆了鋼價調整的煎熬等待,許半夏得以一舉翻身。然而,在白手起家的前期,為了搭建堆場,兩位合夥人陳宇宙與童骁騎不惜故意污染灘塗以低價承包土地,這埋下了陳宇宙患癌離世的誘因,也成為許半夏發家之路的原罪。此後,盡管在房地産開發的風潮下,鋼鐵生意順利發展,許半夏卻無法停止為陳宇宙的離世忏悔。最終,在上市受阻、官司纏身中,許半夏走向了一條自我救贖之路。
“自首緩刑”等字幕緩緩落下,這出奮鬥大戲悲劇告終,給人以人生如夢的唏噓。然而,與電視劇版本不同的是,原著小說卻給了主角一個不同的結局。
污染灘塗拿下堆場的主意原本便由許半夏提出,并且在争權奪利的修羅場告一段落之後,半夏公司成功渡過難關,繼續在時代的台風中蓬勃發展。小說人物之間的關系也更複雜、更真實、更利益化,這更接近現實中常見的行為動機,小說的結局也更符合讀者對個人成功學叙事的期待。相比之下,改編後影視劇的呈現,像是在人性的真實面目上罩了一層濾鏡,為觀衆删減掉了令人不安的人性陰暗面。這一改編結局,符合對企業經濟問題嚴格督查的現狀,同時也反映了社會主流價值對于已經鮮有渠道實現的,屬于上個年代的過剩欲望的反思。
撰文 | 夏麥
“野蠻生長”的積累與道德
《風吹半夏》原著小說作者阿耐,還有另外三部觀衆耳熟能詳的小說被搬上了屏幕,即《歡樂頌》《都挺好》《大江大河》。相比較《大江大河》中宋運輝以知識改變命運的棟梁叙事,《風吹半夏》的女主角許半夏則呈現了特殊時代下私營業主的奮鬥與原罪。作為女性角色,相比較《歡樂頌》對安迪、樊勝美等的當代女性群像描摹,以及《都挺好》中對蘇明玉工作與家事的精準刻畫,許半夏則呈現出一種具備年代感的野蠻生長的特質。
她更像是一個複雜的人格綜合體:既可以示弱,利用女性特質遊刃有餘地周旋在男性社群之中;又不甘于弱小,内心藏着更勝于男性的野心與能力。她精明、現實、果決、執着、有将帥風度,也自私、算計、好賭、不擇手段。或許,沒有什麼比一個上世紀90年代起家的女性私營企業主的人生更能濃縮一個時代的人性。在世界範圍内,這種人格都具有典型性,而這種典型性在安·蘭德的著作中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充分體現。
安·蘭德于1905年出生于俄羅斯,在20多歲時前往美國定居。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聳聳肩》對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諸多工商界領袖都産生過巨大影響。安·蘭德自稱為“資本主義激進分子”,她的哲學強調客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她認為,理性提供了人類生活的基本基礎,而人類理性的無限制表達則需要自由市場的庇護。這也使得她提供了一種個人主義的道德形式,堅定宣稱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最道德的制度也即創造财富的制度。安·蘭德對個人欲望的全然接受,解決了經濟人的道德缺陷感,也使得渴望财富創造與資源獲取的個體将其理論奉為圭臬。在正向全球化的進程中,這種對攫取财富、積累資本的渴望,曾經創造出巨大的時代奇迹。
與之相對的是,在全球化逆潮襲來的今日,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逆潮》與大衛·哈維的《資本的限度》為代表,反思資本社會的學者也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這些著作難以規避道德評判的痕迹,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也包括邁克爾·桑德爾《績優的暴政》,當然對“反思”的反思也有一些作品出版,比如賈森·布倫南的《道德與商業利益》等。
在傳統文化中強調德行的中國,對道德的觸感更是敏銳而無法逃避。經濟學家厲以甯在《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一書中指出,由習慣力量或道德力量進行的調節,就是超越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的另一種調節,可以稱之為第三種調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适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對身處市場經濟之中的每一個個體,或多或少,都無法逃脫道德力量的約束。
即便是我們的女主角許半夏,在污染了灘塗,斷了一村老小生計之後,内心也受到過良心的譴責:
繞場敬酒的時候,許半夏一直下意識地留意着找那個曾經在污染的海灘邊數着念珠詛咒“不得往生”的老太太。或許有那麼種可能,去年提出贍養孤寡老人而不是小兒,今天提出請老人們參加開業慶典,是因為她許半夏心中時刻回想起那四個字,她并不想否認這個現實。說心中沒有敬畏,一點不在意詛咒,那是假的,大約是那時候還沒來得及享受擔心害怕的味道。但後來想起那天廢油污染的海灘上垂死掙紮的水鳥,和後來陽春天氣在被塘渣掩蓋的污染海塗上随着海鳥一飛沖天的小陳年輕快樂的靈魂,許半夏時時會得心中一沉。她急切想找到那位曾經詛咒過她的老太,想知道老太眼下對待她的态度如何。
見許半夏駐足,旁邊的村書記老曹笑着上來解釋:“胖子,太婆年紀大了,耳朵背,走路不靈活,但大事情一點不糊塗。知道你做的大好事,她現在天天在家替你在菩薩面前念一段經,保佑你發财利市,長命百歲。”許半夏聽了哭笑不得,她想過無數結果,就是沒有想到這種結果。正在專心吃菜的老太感覺到旁邊似乎有人,緩緩轉過身來,看見是許半夏,伸出枯槁的手拍拍對比鮮明的許半夏白胖的手,說聲“正好”,便掏出一隻小巧的黃布袋子,鄭重交給許半夏,道:“許老闆,我每念一次經,會數一粒米在碗裡。聽說你要請我們吃飯,我問景陽寺師父讨了一塊黃布把米裝起來送你,你以後随身帶着,保佑你逢兇化吉,大吉大利。”
在小說《不得往生》中,作者阿耐用得到好處的村民的态度轉變,構成一種自相矛盾的諷刺,直指在利益面前個人道德準則判斷的善變性和趨利性。
欲望的躍升
“道德”落實到個人行為的生活場景中,時常是遊移而不夠堅定的。與康德的道德哲學不同,實用主義的道德哲學以現實利益導向為基礎,也因此在生活場景中,更像是某種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刻意設置的心理說辭。或許隻有在他人的口誅筆伐下,道德才能發揮出應有的調節作用,盡管道德的本意是用來自我約束的信仰。電視劇《風吹半夏》給許半夏強行安插了一個受到懲罰的結尾,這正是道德正确在文藝作品中切實的體現。相比較原著《不得往生》中赤裸的人性剖析與成功的結局,這種改編也突出了輿論風口轉向的敏感之處,即過往的越軌行為并不會因為當下的功績而避免被清算。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商人、老闆或者企業家的形象,也似乎正在經曆着模糊轉變的尴尬階段。在“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年代初期,市場缺乏成熟的法律規則,在分工與交換創造物質财富的自然定律下,敢于邁出腳步“下海”的人往往可以抓住時代的紅利。
在那個時代,企業家,或者民間俗稱的老闆,往往能夠以敏銳的嗅覺,收集并處理市場中的局部信息,并以個人的商業頭腦與決斷力抓住新商業機會,開展新商業模式,從而達到對社會資源與資本的整合與再分配,并獲取利潤。而這樣的人的性格,往往膽大、個性強、欲望足、頭腦精明,許半夏便是小說家刻畫出的一個典型代表。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許多大膽的行為往往都會有法律空白之處。随着《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反壟斷法》等法規的出台與修訂,市場經濟行為的規範化已成為硬性要求,新時代的商人,需要顧及的邊界更多、經營成本更高,這也意味着靠迅速搶奪市場而獲取巨額利潤的機會已近乎消失。
在中國社會,短短四十年的時間,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态度經曆了一次超越千年曆史的轉變。在以農耕文明為主導的中國古代,貨币體系不發達,由于生産力的限制,農業為立國之本,而士農工商則是常見的社會地位劃分。
這一點在《商君書·農戰篇》中有明确的體現: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遊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
改革開放以來,以往的集體倫理與平均主義被市場經濟的個體行為瓦解,人們發展各自的技能從事商貿,提供服務,也因此極大豐富了社會的物質财富。到我們生活的今天,商人的角色已經從白居易詩句中的“商人重利輕别離”轉變為社會發展的普遍力量。在此基礎上,“企業家”作為“商人”稱呼的升級版本登上曆史舞台。
“企業家”與“商人”的最大區别,或許就在于企業家這一詞彙背後的褒義傾向,與商人這一稱呼隐含的貶義傾向。
相比較資源的厮殺與搶奪,企業家更強調一種創新能力,一種用獨特視角發現可能性的能力,以及在賺取利潤的同時兼顧社會責任的良知屬性。也由此,在市場經濟進入規範發展階段,企業經營者的角色,從老銀行家式的精明商人,完成了一次現代化的形象轉變。
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中闡述了企業家如何發現機遇并以創新引領社會變革。它規避了過于宏觀的社會分析與文化批評,卻從管理學的視角,肯定了企業家社會的合理與正當性。同時,新型企業家往往以科技手段作為載體,這往往是以人類最卓越的頭腦作為條件的,也因此,當比爾·蓋茨、喬布斯、紮克伯格最初以科技創新者的角色登上經濟舞台時,世界範圍内的人群曾給予熱烈的關注與狂熱的推崇,這也象征着全球市場經濟的黃金時代。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全球化潮流褪去的今天,企業家們正在經受全球範圍的、源自于結構性不對等的批判,在這樣的現實中,我們的企業家是否還有足夠的空間,再次肩負起上一個時代所賦予的重要角色?
2022年12月19日,在某财經年會上,經濟學家張維迎指出是否真正理解“市場”關乎我們未來的命運。同時,他将企業家創新認為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除了百折不撓、膽大敢幹的特質,當下的社會似乎更加需要具備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那個隻要敢做就能夠撈到黃金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未來等待着企業家的,是更高的科技門檻,更被強調的專業能力與細分領域的深耕能力,以及更加健全的法律法規與嚴格的政府監管。在成本提高、市場下行的同時,企業家是否還能夠負擔起往昔在正向全球化時代的角色,是否還會湧現出現象級創業者,我們還需要帶着審慎的眼光繼續觀察。
當然,部分幸運的新媒體個體,似乎正在打開屬于注意力經濟時代的财富之門。基于傳媒平台創業成功的案例此起彼伏,呈現團隊人數少、營收利潤高等特性,它的經營屬性與個人IP強綁定,催生了一批帶貨達人的出現。與此同時,他們的創新精神,體現在供應鍊、營銷、對流量的精準把控以及對個人形象的打造,這或許也是另一種更深入生活的創新精神。
當《風吹半夏》迎來不同于《不得往生》的大結局,屬于上個時代的大開大合的成功學欲望,似乎正在離我們遠去,但或許也即将在别的領域,以一種新的方式再次開啟新的叙事。
我們似乎隻能确認一個事實,即,盡管要為其所産生的各種後果買單,隻要人類社群尚且存活,作為推動曆史螺旋前進推動力的,深植在人性中的欲望,便會不斷驅使身處其中、無法脫身的個體,争先恐後地尋求所謂的出路。在這種模式之下,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命運,或許也隻是屬于這潮水般群體行為中成功者的分母,作為曆史的主流,在這掙紮着渴望幸福的婆娑世界中,品味着屬于自己的酸甜苦辣。
本文為獨家原創内容。作者:夏麥;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