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柳媚花嬌》，1982年的《城裡的房間》，兩部電影的開頭都是羅什福爾-馬特魯運渡橋，在《城裡的房間》裡，它是用特效制作的。橋的索塔拉起了兩個大三角，橋梁下面就是擺渡架，把人們從這頭運到那頭。這座橋多麼漂亮，它存在的樣子，每天重複的運動，就是它自己的故事。
...《柳媚花嬌》的歌舞隊開着卡車、騎着摩托前來，在擺渡架上停泊。先下車的男孩“标”一伸手，拉出了車裡的女孩，音樂就扣響了，站在外面的大家，開始舒展自己的雙臂，讓身體接觸到新鮮空氣，或者擁抱着旋轉。攝影機是隐形的舞台機械，它調度演員也調度觀衆，讓我們走在舞者之間，他們的動作相互傳染，組成完整的陣容。一個鏡頭拉開，擺渡架啟動了，如魔毯飛在水面。如同劇場裡的各色座位，每當機位切換，我們就在這舞台的各個角度看演出，在岸上望着魔毯飛去，或者來到橋的上方，看一根根纜索運輸着舞台——它們是瞧得見的機關。
...進城的街道上有很多交通工具，與軍隊的車輛和摩托相比，歌舞團的卡車則是個混合物，它上面裝着玩具船，旁邊跟着摩托車、駿馬，還拖着有輪子的小船，當它們開過，道路就從現實滑入了虛構。歌舞片很擅長打破交通秩序，以吉恩·凱利在好萊塢的作品為例，《美景良辰》（凱利和斯坦利·多南聯合執導）裡，他帶着兩個“戰友”從酒吧一路跳到垃圾桶；《錦城春色》（亦是凱利和多南聯合執導）裡，警察給舞者們羅列了一連串罪名：超速、偷車、毀壞博物館文物······到《柳媚花嬌》，歌舞片是嘗試飛翔的電影，正如“魔毯”載着人們到彼岸，音樂實現了地理的跨越。
小城的各地都相互毗鄰，舞台消除了距離：嘉年華是個臨時的小島，大家搭建它的過程亦是一場場戲劇；它旁邊是透明的咖啡店，各種人走進來表演節目，這裡是水晶盒般的舞台，玻璃牆像好萊塢的背投鏡頭，當裡面的人在唱歌時，外面的馬路與行人變成了幕布；咖啡店後頭，是那倆姐妹的房間，一個懸空的劇場——當布置嘉年華的歌舞暫歇，房間裡就飄出了歌聲，爬上梯子挂彩旗，正對着倆姐妹的窗口，于是，攝影機循着樂聲，飄進了窗戶，來到蘇蘭芝的鋼琴前，而迪芬走在孩子們中間，當角度切換到迪芬身後，我們就在房間裡了。
...薯條店的伊芳女士與琴鋪的師奶先生是舊情人，他們唱着同一支歌的不同歌詞，二人間的距離便縮短了，她不知他就在城市的另一個角落，但歌聲卻相互依偎。而未曾謀面的蘇蘭芝和馬克桑斯，憑借一幅畫成為對方的夢中情人——我們先看到馬克桑斯坐在薯條店裡，唱着歌描繪夢中情人的容顔，誰都知道那夢中人就是金發的迪芬/德納芙，她因不可見而見。音樂與影像，隔着鮮明的道路卻顯出了彼此的真谛，因此，當迪芬看見馬克桑斯的畫，她就堅定地相信了它，認為這是夢的連接。
...這種“不可見和可見”不僅發生在主角之間，還屬于路上的每個人。就像迪芬和畫廊老闆紀容分手，紀容用槍打爆了一隻氣球，濺落了滿紙的藍色。歌舞團的兩個女孩正走過門外，這時又走來兩個水兵，她們便看看畫，又看看水兵的藍眼睛，說：“我從未見過如此的藍。”其實他們是側着站的，根本看不到雙眼，我們卻對着門後那藍色圖畫，看見了他們的眸子。于是，這兩個男子又挽起女孩們的手，講道：”正如你的眼也是藍色的。
這兩個歌舞團的女孩，與蘇蘭芝和迪芬恰好形成了對位，《柳媚花嬌》始終在創造組合：歌舞團的搭檔，倆姐妹的組合，女孩和各個男孩，無論成功與否，這些組合都在被嘗試。有時，同樣的情節在人物之間交換：還記得蘇蘭芝在馬路上撿彩筆，吉恩·凱利飾演的安迪就跳進了畫面，二人一見鐘情，凱利讓整條街都舞了起來；後來，他又在馬路上撞掉了迪芬的東西，就順便問她路，她唱着回答他，再各自跳入人群中。對我們而言，這不僅是演員組合——朵列與凱利、德納芙與凱利——的樂趣，還是組合遊戲的持續。
...迪芬與蘇蘭芝似乎經常讨論“夢中情人”，她們總是遇不到自己的戀人，便在家裡一起唱情歌，迪芬消沉地抽着煙，蘇蘭芝一看就說：“你在想夢中情人嗎？”迪芬就描述起馬克桑斯來。正如那首反複奏響的《我們是姐妹花》，倆姐妹是《柳媚花嬌》裡最重要的組合，她們穿同樣的裙子和帽子，你戴粉色，我戴黃色，對稱地旋轉，擺動着肩膀往前走，走過房間裡的鋼琴，在沙發上拼成一顆愛心，當迪芬點了點自己的後腰，蘇蘭芝就指指自己的臉頰，舞蹈正是同步和差異。有時，蘇蘭芝會用小号吹《我們是姐妹花》，有時則用笛子，迪芬正在旁邊抽煙，與她按笛子的手組成了一對節拍，于是，她們從姐妹之歌唱到愛情之歌。
...而人們都被組成了一個圈，畫廊裡，馬克桑斯在對迪芬的畫像唱歌，畫像重疊着她的影像，她正在房間裡，不知唱歌的人是誰，卻聽着旋律結束了一支舞，接着送走孩子們，又對鏡轉了一圈。這時蘇蘭芝進來說：“我遇到了夢中情人。”她便俯下身，重演街上的奇遇，跳唱又彈琴，當迪芬來到她身邊，歌曲轉入詠歎，她們各自垂下目光，唱到“良緣天注定”才相互對視。歌曲結束，歌舞團的艾與标卻上門來，邀請她們成為嘉年華的主演，她們就再次用《我們是姐妹花》的旋律，和他們讨論起“缤紛的節目”，從巴赫數到米歇爾·勒格朗，而房子外，街道上的人們、薯條店裡的芳汀、車上的安迪、軍隊裡的馬克桑斯，也都在唱自己的歌，場景逐一接力，組成了一場串燒，最後回到房間裡，四個人各吹着一種樂器轉圈圈，再一塊跳到沙發上，旁邊的鋼琴也自主發出了聲音。
...嘉年華當日也是串燒，打籃球、騎摩托、孩子們的芭蕾和汽車女郎輪番上演，人們手拉手連成了一圈上台，舞者的動作也多為環形。有趣的是，主舞台并非隻有一個，而是每個節目都有自己的台子，汽車女郎們在踢踏，旁邊的摩托車在表演“騎騎騎”，這是真正的露天電影，線性的節目單變成了并置的，直到倆姐妹以《紳士愛美人》的行頭登場，唱起一首愛之歌，其他的舞台也沒有落幕。
在歌舞片裡，時間相當有彈性，從白天的舞台切換到晚上，隻需要拉動一個機關，天空就變成深藍色。然而，夜晚延長了我們的眷戀，在後台，露天劇變成室内劇，姐妹倆換上了彩片背心，對艾與标唱“為什麼男人總是這樣”之歌。這是對歌舞團之前的兩個女孩，她們離去時那段舞蹈的重演，隻是更簡化。女孩們唱罷，男孩們接歌，歌裡提到的問題被抛還給他們自己。于是他們就走回台前，繼續吟唱着那串“為什麼”，将摩托車轉動了起來，一臉傻笑地跳起了那支專屬舞。這時夜色已深，路上還有各色彩帶，他們從台上跳到地面，并排地躍起，回旋，踩爆了一隻藍氣球！直到他們也走了，那輛摩托車還在旋轉。
...嘉年華結束後的早晨，故事又在房間、咖啡廳、學校和琴鋪之間回旋，錯過的戀人終于見面，迪芬終于遇到了安迪，伊芳遇到了師奶先生，迪芬和馬克桑都來到咖啡廳，卻還是碰不見。
不可見與不可觸，這種結構已存在于舊好萊塢的歌舞片當中，回想《錦城春色》裡，蓋比（吉恩·凱利）尋找愛薇·史密斯（維拉·艾倫）的橋段——從地鐵站找到博物館，再來到音樂廳，他剛踏進一扇門，她卻從他身後走過，找遍了這棟樓，最後才打開對的門，認出了在倒立的她！《柳媚花嬌》延續了這種遊戲，并且持續了整場電影，迪芬與馬克桑斯、蘇蘭芝與安迪、她們的媽媽伊芳女士和師奶先生，都被舞台阻隔，因此形成了場面調度。就像安迪的出場：彩筆散落了一地，蘇蘭芝去撿，這時有一雙腳走進來，鏡頭往上擡，就看到了吉恩·凱利/安迪，她和他的手勢相互配合，眼睛彼此注視，嘴巴說着“你好”，可是，這兩雙手卻無法相抵，女孩拾起東西就轉身而去，她一次次地轉過頭，剩下他一個人，帶動了整條街來跳踢踏舞。而在結尾，蘇蘭芝走進琴鋪，看到了在彈奏自己曲子的安迪，他們才一起舞蹈，這舞步仍是“追逐與滑走”，每當他們雙手相握，随之又逃開，在地磚上旋轉，在柱子間捉迷藏，最終擁吻住對方。
...迪芬與馬克桑斯則是：他離開咖啡廳，過了會兒她才走進來，媽媽趕去尋愛，讓她幫忙看店，于是她走進儲藏室，他卻回來拿東西，當她再出來他已離去，她問：“是誰在說話？”他們永遠相差一步，咖啡廳因此成了一個樞紐，它既縮短了戀人間的距離，又使其清晰可見，這既是舞台的調度，也是情節的回環，因此，這部電影的情節并不能用某一段來概括，它必須是重複而變化的結構。
...但女孩們都在成長，在結局的早晨，情節回環變得極快，人必須瞬間就做出決定，這新階段的标志，不止是愛人的相遇，也是姐妹倆的分别。蘇蘭芝留在故鄉，迪芬去往巴黎，素來相伴的姐妹，将成為不可見的人。雅克·德米始終在講這種故事，再聯想《瑟堡的雨傘》裡年輕人的抉擇，或者《凡爾賽玫瑰》裡，那些生活在同一個國度，最終自己走上命運的少女們，她們在一次次選擇中長大。
迪芬與咖啡廳裡的少女上了卡車，舞台的機關轉動，車隊繞過噴泉，廣場上的人們開始跳舞，而那些出現于片中的音樂又一一湧現，從第一次飛入倆姐妹窗台時的音樂，到馬克桑斯與迪芬的戀曲，到《流浪藝人之歌》的旋律，又組成了一次串燒。女舞者們被男舞伴們舉起，動作在重複而姿态彙聚，蘇蘭芝和安迪、伊芳和師奶先生，都在其中穿梭。道路一直延伸，又開到了運渡橋下，馬克桑斯終于搭上了迪芬的卡車，這是個充滿希望的時刻，盡管，倆姐妹的距離越拉越遠。所以這不是一個飛翔的結尾，而是行進着的，在小城的街道上，在通往運渡橋的路上，她們勇敢地面對着這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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