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于陀螺電影）
亞曆山大·科貝裡澤重新拾起他在首作《夏日不再重來》中使用的索尼·愛立信手機，踏上遊曆探索格魯吉亞的旅途，以其粗粝的質感，捕捉家鄉的山野。這是一部“家庭作坊電影”，他的父親大衛·科貝裡澤飾演主角Irakli，與隐形的Levani，順着格魯吉亞的足球場一同尋找自己的女兒Lina；哥哥喬治·科貝裡澤負責了本片的音樂音效工作；這是一部公路電影，出發的動機基于對故土的愛，影片在路上尋得自己的意義。


影迷們相當熟悉亞曆山大·科貝裡澤的前作《當我們仰望天空時看見什麼？》（2021年柏林主競賽），而到了《落葉球》，盡管影像的質感，空間的形态均有所改變，我們仍然可辨認出那些前作中已形成的方法與風格：主角在Part 1啟程尋找，迷失在半路，Part 2的标題出現時，表面上一切如常，而主角的内心已從強烈的尋找對方（彼此）的動機中解脫，轉而享受路程（生活）本身。《仰望天空》中兩位主角在同一片空間下共享“陌生”的聯結，超脫于戀人重逢的美滿，而《落葉球》則更進一步，“一片天空”下靜滞的城市空間進化為一段如“落葉球”（一種足球的任意球踢法，球在飛行過程中幾乎不旋轉，因而在空中會突然下墜或産生不規則軌迹，像飄落的樹葉一樣）般飄忽不定的旅程動線，我們始終跟随着Irakli，追尋着Lena在這段動線留下的線索，卻在沿途，對風景、衆生、萬物的關注中共享着經曆本身。當結尾Lena第一次以書信的形式與Irakli溝通，我們才意識到：正是那些一路上共同見證的凋零的落葉，被拆除的球門和球場，村落裡口耳相傳的曆史……那些已然（如古早數碼影像般）朦胧或正在消逝的景象，構成了情感共鳴和互相理解的基礎，深埋入或以家庭、朋友圈或以更龐大集體為單位的潛意識中。

在索尼·愛立信手機的鏡頭中，部分人物隐形的概念設定生成了影像本質層面的全新效果（而《仰望天空》中類似的概念，身份變換則停留在叙事層面）。低技術的數碼像素塊的集合中，焦點不複存在，視覺的瑞利判據開始失效；一切變得扁平而公平，不再僅是目光投向風景、衆生、萬物，而是全部的感官凝望着可見與不可見的層次，一種持續牽引觀衆的遊戲機制悄然生成：鄉野間空蕩的球門框成為一個個任務打卡點，在鏡頭中形成更小的相框，突兀的紅色人物是可獲取關鍵任務的互動NPC，仿佛嵌入一部千禧年低清全開放世界遊戲——可以無休止地沉迷，讓主線無限延宕下去。
正如導演科貝裡澤想要傳達的，在形式的進化，或者說是“以退為進”中，他完好地保留了前作中那些珍貴的特質，所謂“作者性”或“作者印記”大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