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想我們現在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這個世界就像是一個生意場/沒完沒了的忙碌/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被火車的轟鳴聲吵醒/它總是打斷我的夢。——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
正如影片借梭羅之語所強調的那樣，噪音是現代世界的噩夢。
曆史學家們不斷強調，聽覺正如其他感官一樣有其曆史。法國曆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近代早期法國人在聲音層面上對世界的體驗與想象比現代人所認為的要豐富的多。為了避免對過去的誤解，學者們必須認識到此間的差異。至少在18世紀晚期以前，從販夫走卒的叫賣聲到露天宰殺動物的哀嚎，人們很可能對這些各種各樣如今被稱之為噪音的聲音并無排斥之心。然而，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随着越來越多人造的聲音（尤其是機械的聲音）粗暴地侵入人們的私人空間，這些不請自來的聲音在現代人心中造成了無盡的煩惱。這讓人想起馬克思的著名論斷，在工業資本主義下，所有的感官都最終被異化了。另一方面，聽覺也是權力實踐的場所。聽覺作為一種感知形式，既是一種生理效應，也是一種文化效應。對于什麼聲音可以上升為音樂，或下降為噪音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社會和意識形态決定的。
阿隆索的《廚房》是一個充滿噪音的世界。
在其他地方，廚房并非總是如此喧鬧。在陳英雄的《法式火鍋》中，廚房是兩位主角的禅修之所。廚娘的辛勤勞作與美食家對食物的品賞，構成雙方心靈感知的閉環。在此過程中，聲音作為烹饪這一交流的附屬産品，是如此充滿音樂性。在王家衛的《花樣年華》中，蘇麗珍和周慕雲光顧的小食攤霧氣缭繞。在梅林茂的音樂中，屬于攤點的煙火聲大部分時間被有意的取締，這引導着觀衆透過霧氣去關注蘇與周擦肩而過的姿勢。在《讓娜·迪爾曼》中，阿克曼如實描繪着女主人制作肉餅的聲音動态，以此勾畫女主人谙熟的、能夠把控的同時也是限制着她的生活邊界。在這些私人的世界裡，廚房是靜谧的。
.........通過強化噪聲，阿隆索制造了一個危機四伏的流水線廚房。在一個逼仄的空間裡，《廚房》職員們必須忍受着各種各樣的噪聲去完成他們各自的烹饪任務。觀衆們随着新人埃斯特拉的腳步被引入這個被不同工種（菜式）的廚師們分割為不同“地盤”的世界。沒有一位廚師願意接受這位外來者，直到埃斯特賴來到男主人公佩德羅的身邊，她方才獲得了一個落腳之處。廚師們除了橫向劃分各自的地盤，縱向上他們也杜絕取菜服務員們對其領地的侵犯。所有菜肴必須在窗口外交接。在不久的影片結尾，佩德羅會因為自己的“地盤”被一位女服務入侵陷入狂暴的歇斯底裡，并由此走向他的最終結局。
但交接菜肴是一個如此暧昧的時刻，廚師們和女服務員可以合法地放棄各自的一段邊界，在永不停歇的循環中進行一段短暫的交流。盡管這種交流大多是女服務員們帶着怒氣的催促和廚師不耐煩的回應組成的唱和，更不必說，這些粗魯的吼叫使得這個被噪聲充斥的空間更加擁擠，但是，可以想象，在熒幕之外，佩德羅德和茱莉亞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在約翰•戴維斯(John H. Davis)在為肯尼迪家族——愛爾蘭裔美國第一家族——所寫的豐富多彩的傳記中，富有想象力地重構了約 翰•菲茨傑爾德•肯尼迪的祖輩"在船上可能的經曆”——他們在大饑荒時期搭乘了一艘從新羅斯(New Ross)到波士頓的移民船。移民生活在黑暗且充滿危險的甲闆下，戴維斯寫道："病人在嘔吐和呻吟，女人在分娩時尖叫，男人為争奪幾英尺的床鋪或因有人侮辱他們的出生地而大打出手。"船員經常在暴風雨來臨時調戲女乘客，因此，強奸是"經常發生的事”。而糟糕的是，這些船上的死亡率居高不下，隻有三分之一的乘客能夠活下來。"他們稱之為'棺材船'"，戴維斯說道，"這确實是死在船上之人唯一擁有的棺材”。—— 奇安·T.麥克馬洪《棺材船：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海上的生與死》
是什麼讓我将《廚房》聯想為《泰坦尼克号》呢？
是廚房和餐廳如此嚴密的階級分離的原因嗎？是這個逼仄的空間中複雜的非法移民構成讓人想到了底層船艙嗎？還是可樂（這是如此“美國”的象征）不斷洩露，廚房裡積水彌漫，一切如同沉船時一般混亂？還是佩德羅和茱莉亞在冰櫃裡的藍色時間，手在兩人的肢體交流中如此重要（涉及重要劇透，此處略），就像冰海上露絲挽着傑克不讓他被大海吞噬？還是主廚在衆人圍擁下被迫用西語唱國歌的場面，和大船沉沒前樂師們自發堅持演奏的行為，可以形成滑稽的、同時又意義深遠的對照？
...也許讓我真正達成聯想的是那個有關龍蝦的比喻。
那場戲發生于歇業時分。來自“船底”的廚師可以來到餐廳休歇。佩德羅來到正在擦洗景觀魚缸的茱莉亞面前，隔着魚缸玻璃挑逗她，但後者不為所動。佩德羅把一筐龍蝦倒進魚缸。龍蝦在一個作魚缸裝飾自由女神像旁漂漂蕩蕩，最後匍匐在底座旁。與此同時，佩德羅和茱莉亞講了一個有關龍蝦的玩笑：龍蝦原本是很低賤的窮人食物，受到富人追捧，如今才被擡至高價。食用龍蝦也因此成為富人的象征。這個故事說完，兩人開始親吻。在電影後段，一位曾在花旗銀行工作的白人男性前來應聘，主管要求佩德羅用最次的員工餐打發他。佩德羅瞞着主管給這個白人炒制了一份龍蝦，被主管發現，并遭到責罵。
...龍蝦是一個相當具有曆史感的比喻，覆蓋了廚房裡追求美國夢的每一個個體。這既是一個人人平等的隐喻，也是一個人人卑賤的隐喻。代表美國夢的綠光如此平等地照耀魚缸裡的每一對龍蝦：了不起的蓋茨比和他的黛西，傑克和露絲，佩德羅和茱莉亞。在這一組以時間展開的文化序列中，美國夢如此相似的表現為一種傳統的男性追逐女性的比喻。男性（追逐者）和女性（夢想）的身份地位不斷下降。這是一個不斷縮水退潮的夢想，它逼迫着龍蝦們退回那塊僅供生存的立錐之地。從大船到廚房，作為一個越來越複雜、擁擠和嘈雜的世界，美國正在失去它的優雅。
也許曾有片刻過甯靜，比如那個不失幽默的“聯合國時刻”：來自不同國家的男女員工們在餐廳外的小巷歇息，各自談論自己的夢。但是遺憾的是，影片最後以一個厭女狀的隐喻收尾：具備着有毒的男子氣概的佩德羅終于發現白人女子茱莉亞已經堕胎并早有一子。一個渾身污泥的外來者終于發現一個過于擁擠的、他（和他的孩子）無法容身的美國。随着這個極其男性化的隐喻在熒幕上走向癫狂，以某種《悲情三角》的宣洩之氣對資本主義加以質問之後，影片終于落到某種令人疲憊的控訴之中。
不過，影片在結尾仍然有一個鏡頭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來自埃斯特拉的注視。也許在這個超級男性化的故事中，作者依舊希望稍稍挽回視點，提示我們不能忘記這是一個由埃斯特拉開啟的故事，但即便如此，埃斯特拉依然是作為“女性-母國”的隐喻存在。她捎來母國的香葉，香葉在火爐上烤幹，被撕碎拌入奶油，最後做成食物，不過我已經忘記那個三明治被誰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