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标題所言的問題前，還是先誇誇電影的優點吧。
（一）
相較原小說，電影《長安的荔枝》在部分情節修改和細節加工方面，做得還不錯。
譬如，小說中李善德最後一次帶着隊伍從嶺南出發後，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觀視角展開，所以我們不太清楚從嶺南啟程的浩浩蕩蕩的隊伍最終抵達長安時怎麼就剩下了“一騎”，馬伯庸隻是一筆帶過：“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種原因中途損毀了”；而電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個驿站逃驿，導緻大部隊停滞解散（小說中逃驿的隻有黃草驿一驿），魚朝恩最後關頭又派殺手追擊，使得轉運隊除李善德外全軍覆沒。
...從解釋“一騎”的角度出發，電影的改編思路是對的。馬伯庸的交代不僅過于省略，仔細想想還有漏洞：任務到最後有了楊國忠銀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門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資源配置皆到位的情況下，“以朝廷近乎無限的動員能力”+李善德的大數據精算，按道理講：這最後一次轉運是不會耗損“九成九”的人馬的——電影給出了詳盡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損失明顯不夠。
荔枝抵達皇宮後的橋段小說中也沒有，電影添加的還不錯：鏡頭跟随被精心擺盤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貴妃面前，但這耗費了無數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貴妃隻吃一口就不吃了，它跟其它被精挑細選的皇家貢品擺在一起，顯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話，底下跑斷腿”，可到頭來，原來上面并不在乎曾說過的話。這無情一幕所展現的批判力度還是很到位的。
...此外，電影加強了對百姓困厄、人間疾苦的描繪。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楊國忠時轉述的“民生艱難”在電影中變得直觀可見：除了對黃草驿村民生活的預先鋪墊，李善德第一次從長安出發時，鏡頭就給到了饑腸辘辘的逃荒群衆和走投無路的山林盜匪。看來大鵬還是能弄明白這部小說最大的批判對象的：這個剝削民衆、隻為一人的皇權體制。
...還有一幕，楊國忠聽到魚朝恩宣讀聖旨時從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現身：他就是“佛眼”，整個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實是他——也就是權力。
縱觀全片，還是該為大鵬的勇氣點個贊：李善德怒斥楊國忠的那些話包括安史之亂爆發後的情節，依慣常經驗，我本以為電影會給予一定的“軟處理”，但影片最終呈現出的内容，與原作相比幾無改動。
以上是對電影《長安的荔枝》優點方面的總結，但可惜的是，這些優點隻存在于個别段落和鏡頭設計中。
總體而言，這部電影的節奏（節奏過快并非節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壓焦灼的精神狀态和絕地反擊的心路曆程）和任務（一波三折的艱難險阻和不斷調整的計劃叠代）都沒處理好——這和原作的體量有一定關系。
馬伯庸的小說，擴充成幾十集的電視劇必然會“水”；而要改編成兩小時的電影，其人物和情節線又未免太多了——雖然劇組已經删掉了一些角色（韓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
如宋小寶飾演的隻為提供廉價笑料的算命師和魏翔飾演的蘇源（都是原著中本來沒有的角色），暗戀阿僮、頻繁唱歌示愛的香蕉園果農和楊幂的“大逼兜”賢妻人設在我看來都是毫無必要的。
...先前講過：從隻剩“一騎”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場高潮戲的戲劇邏輯出發，這場動作戲的添加是對的；但要從原小說所展現的大唐官場邏輯看，這場戲的出現又完全不對。
（二）
為什麼不對？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須先搞明白：《長安的荔枝》小說中展現的官場邏輯是什麼？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塵，雨露均沾，花花轎子衆人擡”麼？
是。但這隻是最表層、最淺顯的邏輯。
我在上篇文章中談到了小說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場的真正邏輯：
在一個“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權社會中，整個官僚系統都是圍繞着皇帝一個人的需求打轉的。這時就會出現兩種情況——
1、當皇帝的任務不靠譜、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滿足時，這任務就會成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基于保命避禍的人性起碼本能，這任務就會被“層層下壓”，直到壓在最“下”的那個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體系中最底層的存在。他身後除了“民”外，已經沒人了。不壓給他壓給誰？
...從“層層下壓”和“層層上奪”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務被使絆、被無視隻可能出自一種情況：就是這任務根本“不可能”且隻停留在小人物手裡時——這也是為什麼當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轉運+保鮮之法時，還會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雖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會兒的他依舊是個小人物，他說的方法就“不配”成為方法，所以這任務仍被視作“不可能”。而當李善德的方法獲得了楊國忠的背書，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這任務也就即刻成為“可能”了，所有人必須聽命。
...說到這兒你就該明白：電影中描述的當鮮荔枝即将運抵長安，魚朝恩僅僅出于氣憤（被楊國忠當面暗諷）便派殺手在長安城外狙擊李善德的一幕是絕不會發生的，這情節太想當然了。
既然影片設定是魚朝恩的權勢不及楊國忠（片中魚見楊自稱“奴才），楊國忠一介入他便認慫并将任務拱手相讓，那他後來又怎麼敢去破壞這一被楊國忠攬走的任務？
——須知此刻皇帝和貴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楊國忠的銀牌且都參與了荔枝轉運，魚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膽，敢把這事兒攪黃？
這完全違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政治邏輯。
...雖然“派殺手”的情節原著也有，且出自級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結合先前論述，我們對比一下這其中的微妙區别：1、何履光派出殺手時，任務還隻在李善德一人手裡，既無大人物背書，更沒驚動朝野各部門，何履光隻是恐懼一旦小人物幹成了這事，皇上會怪罪他這個地方官辦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風高夜的晚上悄悄動手，書中寫道：
（趙辛民）“隻消調遣節下一支十人牙兵隊，尾随而行。一俟彼等翻閱五嶺之後，便即動手，僞作山棚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等快到虔州再動手，便與嶺南無關。聖人過問，便讓江南西道去頭疼吧。”
——看清沒，就算皇帝的任務處在“不可能”階段時，官員能做的也僅僅是陽奉陰違的甩鍋嫁禍，而不敢明目張膽地破壞。像電影中那樣：何履光在衆目睽睽下大張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實都不太可能會發生。
...這個層次的人，不僅不會把話說直說透，就是真鬥起來也不會親自出面。小說中展現的權鬥過程是這樣的：
吃嶺南荔枝這點子是高力士為讨好皇上和貴妃提出的——
任務層層下壓到李善德這——
在李善德醞釀出詳盡的轉運方案後，功勞被魚朝恩“截胡”——
高力士不滿同為宦官的魚朝恩借此事坐大勢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楊國忠——
小說中，魚朝恩雖屬楊國忠派系，但以楊的身份和地位，這功勞給李或給魚都無所謂，但楊傾向于有實幹經驗、算法出衆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與此同時，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須給，于是楊國忠将銀牌給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勞歸于自己——
荔枝送達長安後李善德和楊國忠翻臉，本來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貴妃會見群臣百姓之機對李善德遙遙“一指”（意思是這事兒是他高力士找這個人辦的）——
李善德獲得皇上賞賜，撿回一條命。
從始至終，李善德都是被高層随意撥弄且不明就裡的棋子。
原著中的權鬥過程比較複雜、更貼合曆史實際，更多采用心理描寫和間接描述，難以用畫面交代。本着讓觀衆看懂的原則，電影将三個高層（魚朝恩、楊國忠、高力士）減為兩個并讓他們處于明顯的劍拔弩張、勢不兩立的敵對關系也能理解。但如此一來，它将諱莫如深、波詭雲谲的帝國高層政治處理得形同兒戲。
...（三）
最後還想講一點：安史之亂後，李善德邊吃荔枝邊痛哭流涕的情緒太過了，我相信有些觀衆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鵬在哭什麼。
我來解釋一下，劇組的意思是：作為一個從小勵志到長安生活、“當差一絲不苟、力争長安戶口”的人，家園的毀滅意味着青春和夢想的破滅。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時，鏡頭給到了長安城、樓盤模型和杜甫詩集被焚燒的畫面。
...所以大鵬最後的情緒不僅過度，甚至是不對的。關于這點的詳細讨論，請參看上篇文章《長安的荔枝》的書評：李善德的人生曲線：從小鎮做題家到虛無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