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FIRST青年電影展的含金量逐步提升，許多入圍的片子在西甯摘得殊榮後陸續登上了更大的國際舞台，鼓舞着更多青年電影人從事電影創作。其中，由魏德安、徐一丹共同執導的《課外活動》就在12部入圍短片中脫穎而出，獲得了第18屆FIRST青年電影展的最佳劇情短片獎，并乘勝追擊，一舉入圍了今年柏林電影節的短片主競賽單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異短片在這場電影盛典中同台競技。
值得一提的是，《課外活動》作為魏德安導演的第二部短片，此前他的短片首作《螞蟻》就入圍了第17屆FIRST青年電影展，并獲得了最佳劇情短片特别提及。
作為從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兩名畢業生，魏德安和徐一丹用精細而準确的鏡頭語言，透過一場“常見的”意外的發生，來探讨三人關系中家庭結構的權力配置。
本次柏林電影節上，抛開書本記者陸泫龍有幸邀請到了兩位聯合執導的青年影人與我們分享影片創作背後的故事。兩人分别從自己擅長的影視制作角度，通過對自我身份和性别的剖析，給出了不同的觀點和讨論。在一則看似簡單的故事背後，蘊含着更多對社會問題和不公現象的思考。
...魏德安
生于德國科隆
2022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本科
畢業後從事導演，電影配樂和電影攝影
短片《螞蟻》獲2023年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劇情短片特别提及
《課外活動》或2024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劇情短片獎，入圍2025年柏林電影節短片主競賽單元
...陸泫龍
抛開書本記者、撰稿人、影評人
目前就讀于倫敦藝術大學中央聖馬丁藝術學院藝術：理論與哲學研究型碩士專業
作為第75屆柏林電影節媒體記者，代表抛開書本進行華語媒體場刊主競賽單元的評分
采訪/編輯/文字：陸泫龍
策劃：抛開書本編輯部
以下是完整訪談内容
Q
抛開書本：看完這則短片的觀衆可能會認為“課外活動”作為本片的片名，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諷刺性。想問一下你們是如何構思這個故事的？
A
徐一丹：我們是先有了故事，後面才起的名字。因為就像你說的，有那種諷刺的意味在裡面，所以我們覺得取這個标題比較合适。
Q
抛開書本：這個名字其實是出自影片中的一句台詞，這也是你們想出來的嗎？
A
徐一丹：它像是一個為了把這件事情掩蓋下去的借口，在我的成長經曆中，我發現這種借口還是蠻多的。
Q
抛開書本：你在這個片子當中既是導演又是主演，是什麼促使你做出了這樣一個決定？
A
徐一丹：最開始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會出演這個角色，但我們一開始定的女演員因為個人原因無法參演，魏導就想着讓我試個鏡。
魏德安：當時想讓徐一丹試一下這個角色，是因為她在劇作層面很懂這個角色，其次視覺年齡也比較小。我們那時在一個小酒館裡尋思着怎麼辦，就讓她拍了一條，結果發現特别棒。其實我當時在内心已經定了她，但不管她是什麼身份，作為演員都得去争取這個角色。
Q
抛開書本：我覺得這個角色像是為你而生一樣，你在裡面的表演顯得精準而适配。
A
徐一丹：這個角色不是圍繞我來展開的，但可能跟我寫劇本的習慣有關。我喜歡以一種非常文學的方式寫作，從劇作層面上它能給我一種感覺，我會知道它的節奏是什麼樣子的。所以我們有兩個劇本，一個是我那種“廢話文學”式的劇本，另一種是魏導那種“幹淨”的帶有指示性的文本。
魏德安：我覺得這是對的。演員一定要有自己的劇本，他需要有自己的筆記；相比起來，我的劇本更像是分鏡，因為角色的心理活動在拍攝腳本中是多餘的。
Q
抛開書本：這意味着你們在共同執導的情況下有着兩份劇本。你們是怎麼分工的？對劇本的理解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A
徐一丹：魏導擅長把握影片的形式和審美傾向，而我則更加集中于劇作，故事和人物關系。
Q
抛開書本：影片有一個非常突出的長鏡頭，女主坐在包子鋪内面對着男孩和他的母親，随着鏡頭緩慢伸近，情緒從逐步醞釀到最終爆發。在這場戲裡，你是怎麼控制自己的表演的？
A
徐一丹：整個拍攝下來，我覺得那個鏡頭給我的壓力是最大的。我們為這個鏡頭做了很多準備，包括我一開始試鏡的就是這一場戲。我最害怕的就是不能卡點哭，為此我們也做了很多實驗。魏導給了我很多技巧性的指示，可我自己還是沒有辦法總結出一個如何可以到點哭的方法論。我唯一的技巧就是開拍前聽《最好的時光》。
...魏德安導演在拍攝現場
Q
抛開書本：所以你認為在影片中帶有一定的态度或立場會造成偏倚。這種思維會跟随你後面的創作嗎？
A
魏德安：這個影片主要是想告訴觀衆我們是有距離的，但時不時會破一下，這一下“破”就很有力量。那個（女主在店内落淚的）長鏡頭是很主觀的一個鏡頭，但你就破了一下，會讓觀衆有一個起伏；它整體越平，那一下會更突出一點。包括最後男孩在裝睡的鏡頭，那也是一個主觀式的呈現，感覺像跳了個軸，在電影語言裡面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出現。
Q
抛開書本：本片展現了較為傳統的東亞家庭的一面：未婚先孕的未成年人被男方父母要求堕胎。你如何理解這樣一種現象？你希望通過這部短片傳達出怎樣一種想法？
A
徐一丹：憑我在真實生活中的觀察，覺得東亞母親還是太善良了，她們一直在解決問題，好像做了這些事情，自己兒子的問題就能被解決一樣。有時候并不是因為孩子沒有能力，而是母親真的做得太多了，我是覺得（母親）應該放手。
Q
抛開書本：所以你認為母親一直扮演的都是一個問題解決者的角色。
A
徐一丹：是的，因為很多男孩對于自己的母親，他們的戰略思維都是通過自己什麼都不做來讓别人做事。
Q
抛開書本：感覺在這個三人關系中，男孩跟女孩都是相對被動乃至癱瘓的，母親反而顯得更為強勢。有意思的是，同樣作為女性的母親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所作所為反倒傷害了另一名女性。
A
徐一丹：是的，其實這個事情最好的解決方式，是讓兒子這個角色把整個事情給承擔起來，但他并沒有這麼做，而是将責任轉嫁給自己的母親。在這種家庭結構中，以後還可能湧現出更多的“X一丹”。
Q
抛開書本：所以你覺得問題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男孩沒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母親又做得太多。
A
徐一丹：是的，因為他們家庭結構的力是不均等的。
魏德安：其實我覺得這種男孩很常見，在他那個年齡段，遇到這種事情會很不知所措——我覺得這正是這個角色的魅力所在。首先他還是個孩子，在這個年紀肯定都會很懵。我不是指他是無辜的，而是由于他的這種反應其實是個常态，才會讓我覺得有意思。它不是這個男孩子本身的問題，而是延伸到一個社會問題。它這個人物所暴露出的問題要大于他所經曆的這件事情本身。
Q
抛開書本：看上去你們是希望将某種共通的東西融入到這三個角色當中，再由這種個體的特殊性反映出整個社會的普遍性。
A
魏德安：可能是因為這個男孩他不夠了解，也不想了解女性。影片裡面有一個設計我覺得挺好的。當他在車上的時候，把手伸出去想撫摸女孩子，很像是他當時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情感，但隻能通過這種方式去傳遞，但女孩子當時也不需要他去照顧。那個細節有一種兩個人完全不在同一個頻道上的感覺。
...《課外活動》劇組全體人員
Q
抛開書本：你的前作《螞蟻》是一部風格比較強烈的實驗短片，到了這一部則轉為較為沉穩的叙事短片，你能談一下這種創作轉向嗎？
A
魏德安：《螞蟻》和我後面拍的片子都是由我來作曲的，屬于音樂性很強的片子。我當時想挑戰一個沒有音樂，甚至是不能有音樂的片子。因為我之前太過依賴于音樂，它作為一個有趣的形式，有時候甚至可以搶走戲的比重。但我覺得《課外活動》和《螞蟻》是有相似之處的，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個默片。
徐一丹：它更像是語言上的沉默。這個片子有風險的地方在于，如果你表演的點沒有達到的話，這個戲就會漏掉，劇作會立刻不成立。包括女孩的心理轉變和母親對女孩的憐憫，任何一點表演上的失誤都會造成戲劇點的失落。
魏德安：因為全片沒有運用什麼特寫。一般而言，哪怕人物的表演沒有信息，但是當給到特寫鏡頭的時候，觀衆也會覺得這裡邊有内容。由于拍攝的大多都是全景或中景，我們沒有辦法去強調一件事情。它玩的是空間，作為另一種沒有嘗試過的拍攝方式，其實很考驗試聽。
徐一丹：也很考驗表演。
Q
抛開書本：徐導剛才提到這是語言上的沉默。從角色的内心出發，你認為他們是不沉默的嗎？
A
徐一丹：我不是說我有一個文學性的本子嘛，其實他們内心怎麼想的，我都會寫下來，隻是他們沒有說出來而已。男孩的逃避、無措，解決問題的方法論都是有一定依據的。寫劇本的時候我會記錄下來，表演的時候又是一個去繁就簡的過程。
Q
抛開書本：聽上去兩位對于劇本的創作都傾向于精準的把控，而不是即興的演出。
A
魏德安：我所有的作品都沒有即興，有的導演喜歡這種工作方式，但我不擅長這方面。《課外活動》我們前期用手機整個都拍了一遍，分鏡畫得很仔細——這是這個片子需要的，（即興的話）可能我以後會嘗試。
徐導剛才也提到我們在做減法，其實我們每一場戲的拍攝方式很理性，如果一場戲有五個點是好的，最後我們隻留一兩個。我覺得好東西不能多，有時候少了這個東西反而會被放大。徐導的表演一個很好的地方在于，很多事情同時在發生，我們人也是這樣子的，但是很多有經驗的演員會把所有點的信息都給你展現出來，我覺得太“幹淨”了。
Q
抛開書本：所以說你更喜歡在精準裡找到一些失準，在平衡當中又尋求“凸起”。
A
魏德安：對。你得足夠的模糊，不能太準，否則它就變電視劇了。
...魏德安和徐一丹導演與抛開書本記者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