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瑜似乎并沒有表達一個可行的、成熟的政治立場，而是提出一個理想性的、空想性的烏托邦設想。武訓的傳記與曆史真實無關，我們也不能相信武訓僅靠乞讨做短工就能實現籌款建學堂，孫瑜隻是借此表達自己的倫理道德理想、社會理想。武訓/孫瑜在選擇何種社會道路這個問題上是困惑的，義和團暴力革命？學而優則仕，維持封建秩序？文鬥還是武鬥？武訓沒有選擇，但都表現了擔憂和抗拒，而興辦義學隻是一個空想性方式，不帶絲毫政治性，孫瑜也以一個沒有知識的底層老人形象自嘲。唯一明确的是孫瑜的左翼平民立場，對于階級秩序以一種非暴力方式的反抗（片中的複仇），在聽聞學生要當官後下跪。當局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讨論〉，指出《武訓傳》“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由此展開了一場全國規模的對武訓傳的批判運動。
女教師作為主觀式叙述人，有别于劉胡蘭和林則徐那種客觀權威的男性叙述聲音（沒有人稱），但是編導沒有想到，女教師這樣的知識分子本身是要改造的對象，創作現象批評228，一統天下的是解說式客觀叙述，非人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