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誤國，紅磡無須紀念。”94紅磡十年後，窦唯面對媒體采訪如此說道。
1994年在香港紅磡舉辦的“中國搖滾樂勢力”是中國搖滾史上的裡程碑，這一場後來被稱作舉世無雙的演唱會在當時産生了空前的影響力。
...香港紅磡的要求素來極高，但是在“魔岩三傑”窦唯、何勇、張楚以及唐朝樂隊水準極高的演出下，台下的所有人都瘋狂了。
他們再也按奈不住激動的心情，全部都跳了起來，就連現場的媒體都沒有見過如此癫狂的場面，因“四大天王”小醜言論而來的明星們也都陷入了狂歡。
對内地音樂充滿排斥的媒體也盡是溢美之詞，大陸的搖滾讓他們見識了全新的音樂形式，那一首首日後成為經典的歌曲也在這時開始流傳。
為了這場演唱會，中國搖滾等了八年。
...80年代，大陸開始慢慢解禁那些靡靡之音，大多數西方和港台的音樂傳入大陸，被集體主義澆灌的少年們一下子如脫缰的野馬，都開始釋放自己的個性。
統一顔色的藍色工服不再是他們眼中的時尚，紮着馬尾的姑娘也都解開了皮筋，少年們扛着卡帶機，找着空曠的地方，大肆地嘶吼着。
周圍都是一群迷醉的人，他們不停地擺動身體，讓自己跟着嘶吼律動着，那一刻，就算舞廳的花燈也沒有他們閃耀奪目。
而這種讓他們瘋狂的東西，不是别的，而是搖滾。
...這群玩搖滾的少年，他們反主流、反商業、反傳統、反權威，拿到話筒後用自己的方式與這個世界對抗，試圖打破一切墨守成規。
上一輩人含蓄的愛與恨，思考和憤怒，他們都借助音樂向所有安于現狀的人發出呐喊，告訴他們缤紛的世界不該沒有多樣的個性存在。
這種号召并非拿無知當個性，而是一種沖破禁锢的進步。
當你身處的這個城市都是一個色調的白牆紅瓦，那你的生活該是多麼的乏味，一直在上一輩人的安排下生活，那你的人生該是多麼的無趣。
到了青春正好的年紀明白不安分才是少年該有的模樣，像風一樣自由，廣闊天地，應該到處流浪，不問歸期。
...在這群少年中，有一個拿着吉他，留着長發，聲音嘶啞的浪子，成為了那個年代所有人青年的偶像，直到現在依舊是他們不變的“藍色骨頭”。
他的名字叫做——崔健，中國搖滾的先驅者。
...尤其是1986年在工體的那聲呐喊，更是讓全國的年輕人為之轟動，當“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出來後，人們都被擊到了。
之前幾乎所有的歌曲的人稱都是“我們”，崔健第一次喊出了“我”。
那個凡是都講究集體榮譽的特殊年代，以自我為中心的呼喊就像一個火種，等待着有人接過傳遞。
...而改革開放後的新潮，給了這個火種蔓延的“燃料”。
經曆過計劃經濟和變革年代的民族，每個人的意識都像囚禁在牢籠裡溫順的動物，早已忘記本應屬于自己反叛的色彩。
在原來那個軟綿綿的、沒有生命力的、年輕人沒有自主性的文化裡面，他們或許能夠意識到自己作為“磚頭”的身份在祖國大地上被任意“堆砌”。
一樣的大小、顔色，甚至是宿命，可内心燃燒的火種始終沒有被點燃。
...變革的八十年代，一切都是新鮮的開始，盡管父輩們的紅色記憶還是澆灌着下一代，但是他們渴望個性、自主的意識已在搖滾的助燃下覺醒。
所以，1986年成為了中國搖滾的元年，搖滾便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的普羅米修斯，這股火一直燃到90年代，直至94紅磡的集中爆發。
...這股火究竟有火？
1990年，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巡演，由于他呐喊的聲音太過“刺耳”，強制性的加上了公益屬性，為亞運會募捐。
當時15元一張門票，在黑市炒到了60元一張，還經常性的有價無市。
什麼概念？1990年教師一個月到手的工資才是八九十元，以那會的物價算，可以買100個煎餅果子。
如果這都不能體現的話，巡演最終停演的原因便可說明一切，到了成都站，巡演被官方叫停，原因是“煽動性太強”。
...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他們的燥，不似現在到處舉辦的音樂節需要歌手在台上大喊“燥起來”，而是由心出發，自主的燥。
雖然也有時代不同的原因，八九十年代的年輕人壓抑許久的自我意識在搖滾文化的帶領下呈現井噴爆發。
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從來沒有過這種體驗，他們本身就生長在張揚個性、因材施教的環境下，自我主義很少像以前一樣受到打擊。
所以，他們參加音樂節現場的燥，更像是一群孤獨的人在狂歡，隻是為了排解寂寞和無聊，如同沒有感情的機器随着人群做着機械式的動作。
...聽到或看到中國搖滾最輝煌的那個年代的視頻或新聞，大多數人會發出不停地贊歎與驚訝，而後便沒了後續。
他們不會理解搖滾精神根植于心是怎樣的驕傲，并不是說現在的年輕人不懂搖滾，而是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有些情懷是無法用語言和肢體表達的。
...就像當面孔樂隊在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表演完他們的經典歌曲《夢》之後，後台的樂隊、高曉松、張亞東等人都紅了眼眶。
和面孔的貝斯三哥談起他們那個年代組樂隊、玩搖滾時，每個人的眼睛都在放光，那時的他們青春，有活力，不甘于教條的束縛。
對愛情、遊子、反叛推崇至極，對金錢、名譽、地位視若糞土，大家都不在乎明天是否有飯吃，隻想一心做好音樂。
...通過這個文化把自己内心的情緒全然地抒發出來，通過寫書、寫歌，拍電影等不同的藝術形式展現自我情緒，解析國家、民族傷痕，以及時代進步。
有了藝術氛圍，也就有了信仰，一批批優秀的創作者接連湧現，面孔樂隊就是與黑豹、唐朝同期出現的搖滾樂隊。
他們懷念，他們想要複興，隻是在大環境的作用下，再多的豐功偉績也許都隻能在眼淚中緬懷。
...這也說明了，風暴過後的蕭條，搖滾漸漸地消失在大衆的視野，成了地下圈子的狂歡，而這群狂歡的人也極其鄙視主流，緻使搖滾封閉再封閉。
從面孔樂隊的最終得分上便可知。
old school的搖滾風，聽衆的接受程度并不高，縱然英倫搖滾是現在的流行，其受衆在中國依然少得可憐。
在嘻哈、街舞都通過綜藝的形式出圈之後，搖滾的出圈就顯得勢在必行，隻是這條路該怎麼走，堅持批判、熱血還是回歸愛與和平，又該如何定論。
...從過去和現在的發展來分析，或許能從中找到中國搖滾再現輝煌的辦法。
90年代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十年，有絕佳的機會創造“文藝複興”，讓更多的藝術形式與完整的商業運作結合，從而使藝術家們不再為生計發愁。
但之後的發展卻直接導緻“文藝複興”基本無望，而94中國搖滾樂勢力是個分水嶺，也是中國“文藝複興”難有土壤的縮影。
...我們先回到文章開頭窦唯說那句話，“搖滾誤國，紅磡無須紀念”，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那個在大多數人認為是經典的演唱會，實則包含了太多虛假和炒作的成分。
......當時去看演唱會的黃秋生，由于太過興奮，站在椅子上撕碎了自己皮衣，四大天王也是慕名而來，在台下盡情搖擺。
多年後，黃秋生在微博回應自己當天身穿皮衣根本不可能撕衣服，隻是簡單的揮了揮手，而四大天王在現場的合照，更像是一場商量好的秀。
窦唯說過，何勇的那句“四大天王除了張學友會唱歌，其他人都是小醜”的言論是在張培仁的刺激下才說的。
一切的爆發點都是在制造噱頭，以引起公衆的注意。
這樣做的後果便是，也許使得中國搖滾“揠苗助長”，根基并不牢固就強行走到了台前。
...而94之後，中國搖滾又發生了什麼？
1995年，張炬（唐朝樂隊貝斯手）騎摩托車出車禍離世，直接導緻唐朝樂隊癱瘓，而張炬又和中國搖滾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1996年，何勇因在北京工體“北京流行音樂20年”上的不當言論被封殺；1997年，張楚發行了專輯《造飛機的工廠》，惡評如潮，抑郁長達八年。
窦唯則因個人感情問題和對搖滾商業化的失望，出世了。
用何勇的話說：“我瘋了，張楚死了，窦唯成仙了。”
1998年，互聯網的到來，人們的娛樂生活不再單一，追求也由理想逐漸轉向賺錢，富裕成了第一“生産力”。
搖滾的夢已變得不切實際。
...從這些曆史中汲取經驗，中國搖滾也許可以在人、環境、經濟、思想等四方面進行改變。
...思想要轉變。
要恰飯就必須做好成為職業音樂人的打算，搖滾是夢想，但夢想不能當飯吃，當生活困惑襲來時，有些堅持就得舍棄，否則光靠一腔熱血，生活還是會家徒四壁。
沒有經濟基礎的狂，隻是徒有其表的張揚，激蕩不起多少水花。
...真人與假人。
僞搖滾，現在的搖滾隻繼承了搖滾的形而失去了本，他們的搖滾精神是各種華麗、奇異的衣服，和花裡胡哨的手勢，以及叛逆、熱血的宣言。
不論台上的樂手發出多大的嘶吼，台下樂迷的蹦跳多麼的瘋狂，都隻是短暫的跟随，少了魂的搖滾在快錢的熏陶變成了簡易的商品。
包裝個性，卻無過硬品質。
...搖滾樂手自身拿不出作品，沒有流傳度廣的歌曲，再肥沃的“土地”也會消磨殆盡，再加上現在又流行“割韭菜”的模式。
當情懷耗盡時，還能單憑以前的故事來煽情嗎？
顯然是行不通的。
...中國的搖滾環境。
媒體對搖滾有着誤解，他們嚴重的搖滾是反叛、逆勢，不受管教，老是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全然忘了當初的搖滾并非全部都是如此。
在有愛與和平同時還包含警世與探索，但是作為年輕大衆接觸搖滾的直接平台，他們似乎沒有改觀的意思。
正如《讓子彈飛》裡張麻子的一句台詞：“人們不願意相信一個土匪的名字會叫牧之，人們更願意相信叫麻子，人們特願意相信，他的臉上，應該長着麻子。”
...經濟趨勢。
很多人diss汪峰不是真正的搖滾歌手，但不可否認的是，汪峰絕對是中國搖滾史上商業化最成功的歌手。
《樂隊的夏天》應該推出更多的汪峰，而非窦唯，因為隻有有了大多數的“汪峰們”，才能讓極少數的“窦唯們”安心做藝術。
正如香港電影有了王晶讓老闆們不賠錢，王家衛的文藝片才有了磨工的基礎，說到底，不論是哪種形式的藝術，在現今的環境下都是資本的遊戲。
...怎樣讓遊戲順利地進行下去，答案很簡單。
别讓老闆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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