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這部墨西哥電影，我們将首先意外地“看到”一段旋律。拟聲詞将聲音以其成為文字的最簡單形式占據了整塊黑色的屏幕，影像與聲音在背後互相移挪位置，奏出吉他和弦的切分節奏。一段歡快的BossaNova，切入片頭字幕，影片開場，我們不禁猜測這段音樂所指涉的電影所有可能的組織形式：究竟是自身輕快呢喃的吵雜愛情小品，還是僅僅在為拉美文化肢體那迷霧般的叙事迷障造勢？很快聲音如同遁入黑洞般消失，Fade in，Fade out，影片的形式斷裂到了别處，變成極緻的線條與幾何的遊戲：固定鏡頭拍攝的近景包含圓形的物件，逐漸站遠，傾斜，變成橢圓；而始終有那麼幾條線段挑逗般地分割着遠景的天空與大地。影像是黑白的，好像随機掉落在街道。
這些尚不明确的暧昧被建立起以後，影片不明所以地開始，很抽象，如同很多冷幽默段子拼貼的情景喜劇，母親站在春晚小品式的中景被牆體包圍，按下左側電梯按鈕，轉身，放下盤子，從錢包裡取錢，再接過盤子，再轉身，門後的面孔隐藏着三人的反差關系，母親的若幹次反複确認都處于意想不到的節奏，我們看到一種輕快的、不從表演産生的諧谑在幾次轉身的動作中湧出，往後“小鬼當家”式的路徑似乎明确得不能更明确。而正如影片之後的衆多更幽默的場景，這些設計的突兀的話語與動作的空隙存在着許多推進情節越離常軌的可能：如果說“軌迹”是某種注定的邏輯，那麼這裡更接近于一種錯亂的、極不穩定的寫作動态。當母親不再按響門鈴，在影片的節奏中，她的等待快要完成（電梯就要抵達），觀衆終于放下心期待着左側的電梯門打開，而場景的最後節拍讓意外再次出現，母親從右側離開了畫面：這當然不是嘲弄，而是産生一種失重，像散亂的詩在每句的行末戛然而止。而影片始終在觀察自身：角色的滑稽動作被逐幀解構，幽默幾乎被壓縮成可被觸摸的質感。
這裡的所有語言都落入了後文看似随意寫出的戲谑的場景的歸謬法：提及的廚房危險被再次使用，午飯與可樂的存款被耍賴沒有花出，甚至讓這一幕發生的穩定的類型語法——母親與兒子的關系——也遭到了懷疑。那些歸謬以兩個角色的闖入為支點，鄰家的姐姐進入情節，不知是否有意為之，正如廚房、卧室與客廳始終沒能建立起聯系的空間鏡頭語言，她處于廚房而男孩二人位于客廳，對話始終發生在故事的邊緣（即使到後文男孩與女孩在廚房親吻，他們躲到門後，室内的空間依然被割裂：他們交談，然後他與他交談，隔着周圍的牆壁，仿佛另外兩人均不在附近的空間）。遊戲後的外賣小哥首先進入客廳空間産生粘稠的膠着，竟然以再次開啟的遊戲與再次停電解決問題然後再次懸置。那些意外生成的幽默恰似密集對話的聲場中的裂縫，嚴肅的形式以外抽象的光亮在裂縫中露出。兩位角色進入室内情節的快速進行似乎引導着門房的再次敞開，不過伊姆貝克還是為我們提供意外：情節又快速地收縮，拒絕了解釋的餘地，色彩的撤離隻是為了讓影像專注于那些漂浮的、緊張的笑聲，外賣小哥準備離開又選擇滞留，鄰家姐姐被驅趕又不得不留下，整個叙事始終滑向預料之外的分岔，收縮成令人不安的四人結構。
四人的結構如何成為緊密的聯結？明明危機時刻都在發生。相冊 / 畫布成為記憶的延續，被放下又被悄然拾起的披薩，如同被放下又被悄然拾起的油畫，重複的語言撥動着未幹的塗料，看似無意但隐喻性的細節被不斷重置。時間以靜止的姿态傾斜，連接了角色内外的裂隙。誤食大麻的片段将幻覺突然綻開，快速拼接不連貫的動作，東倒西歪的身體，呈現為若幹次銜接的靜止姿态。貝多芬第4鋼琴協奏曲與場景形成錯置的落差，剪輯的節奏始終很詭異，又是不合時宜的冷幽默。而角色在錯亂中起身，迷失于感官的放逐，糾結于過往的身份認同，又被那現實以外的安慰性的旋律拉到現實，很突兀。到幕高潮時無序的異想天開的孩童電影徹底變成了叛逆的青春期電影，射擊，造成破壞，否決的不是财産的私有屬性（盡管他們被如此提及）而是孩童視角輕易相信與否認的身份與謊言的記憶。“遊戲”變為現實，破壞了家裡所有的飾品，他們在原來電子遊戲的戰鬥的沙發上親吻對方的耳朵。影像開始變得冷峻，将這荒誕的情節處理得疏離而克制，仿佛指示着偏離常規的進行才是通向未知的道路。——正如最後摩托車帶着油畫在公路疾馳，遠離鏡頭所處的位置，我們的視野終于再次回到外景，逃離了封閉的房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