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曾說：“站台是出發的地方，也是回來的地方，它與旅途有關，有一種疲倦而哀傷的生命感覺。”初看《站台》或許難掩沉悶，但唯有看過第二遍，才能深切體會到這種隐藏在平淡鏡頭下的驚心動魄。

電影用1979到1989這十載光陰，不動聲色地紀錄了中國宏觀政治脈絡轉型下的個體生存。它由無數個意在言外的生活片段，不慌不忙地綴成了一幅時代的畫卷。片長近三小時，卻因那份逐漸凝聚的力量而使人魂為之奪，這背後蘊含着導演無比堅定的創作信念。

故事以山西汾陽縣文工團的四位青年——崔明亮、尹瑞娟、張軍、鐘萍為軸心。起初，他們年輕氣盛、追逐流行，對未知的前方充滿期待。鏡頭曾捕捉過劇團出走時的細節：車子後方跟着馬車，即便看不見前方，卻知道正在緩緩前行。那是青春最純粹的時刻，歌唱是如此容易，在充滿變數的時代裡，一切都閃爍着希望的微光。

在主角的旅途之外，電影對配角的刻畫同樣充滿力量。崔明亮鄉下的表哥，一個沉默寡言、娶不上老婆的文盲礦工，無可選擇地走上被剝削的煤礦之路。短短三數場戲，便将那份含蓄的悲情表露無遺。

他臨别前托崔明亮交給妹妹五塊錢，叮囑她努力考大學，“别再回來此地”。鏡頭凝視着他逐漸遠去的背影，那一刻，電影跨越了叙事，閃耀着高貴的人性真相。這與後來主角們的處境形成了互文：有人拼命想逃離土地，有人卻被土地永遠地吞噬。

在四人離開汾陽、走向天寬地闊的蒙古時，眼前的景象卻并非想象中的燦爛，而是一片迷蒙混濁的灰。這種視覺上的落差，預示了理想的幻滅。

鐘萍是片中最具張力的符号。她是那個時代的“生活家”，用生命和身體實踐着時代精神。導演在色彩運用上極具匠心：鐘萍在消失前的最後三次出場，是她唯一沒有穿戴紅色物品的時候。那一襲白襯衫與藍色絲絨洋裝，暗示着曾經火紅熱情的她即将熄滅。

鐘萍的離去象征着青春的變奏。即便世界變了，劇團散了，人也走了，我們依然會記得她穿着火紅洋裝、在西班牙舞曲下曼妙起舞的燦爛笑容。那是被扼殺的夢想，也是那個時代最生動的注腳。

當影片如快轉般來到數年後，最初的雄心壯志早已蕩然無存。曾經認為自己“能更好”的尹瑞娟，變成了在狹小屋内抱着襁褓嬰孩打轉的母親；曾經一心想闖蕩世界的崔明亮，則在沙發椅上昏昏欲睡。那些胸懷大志的理想，稍縱即逝，像是南柯一夢。

青春總是這樣，它無聲無息地從生命的縫隙間流逝，不着痕迹，卻又實實在在。經過十年的“一去一返”，當他們回到原點，賈樟柯所說的“疲倦而哀傷”的生命感油然而生。

站台依舊，但出發時的那一班年輕人，已在時代的洪流中，集體完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喪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