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拉順從了一個偏執聰明又混沌的念頭，在兩個小時中讓他的觀點消失，在不提供答案也拒絕審判的前提下，創作出難以複刻的傑作。

在塞拉眼中，鬥牛的本質并非暴力，而是充滿“犧牲性”的原始“孤寂”，這種認知促使他将攝影機貼近鬥牛士與公牛的肉體，以近乎冒犯的特寫呈現飛濺的血液與抽搐的肌肉，讓觀衆不适地直面震顫，讓現場的他人歸于歡呼，讓影院内的人們被迫上位去見證暴力。他認為，紀錄片始終背叛着它的主題，所以他盡全力以風格化背叛傳統紀錄規則，演出順序被剪輯打散，流暢與程式化的招式賦予新節奏，在Charlotte Garson和Alice Leroy對塞拉的專訪中，他們準确的用阿克曼“高強度碎片”進行了概括，但在直覺的剪輯之下，全片在重複中達回環，配樂的接續，五場演出間穿插的固定環節，這即為安德烈斯羅卡雷永恒的一日。

塞拉很陰險，觀衆無法選擇觀賞視角，所以大量公牛瀕死特寫和鬥牛士的張力會使人在震懾與譴責間無所遁形，這是“暴力二重性”的選擇，是客觀暴力症候性爆發的主觀暴力，塞拉追求着肉眼外的奇觀與純粹的運動，但在采訪裡抑制不住逸散的自大無知。重看後沒有多喜歡本片一點，确實又多讨厭了塞拉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