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孩子還是孩子的時候，
走路的時候總是揮舞着臂膀，
認為溝渠是小溪，涓流為大河，而水窪就是大海。”
文德斯的電影是詩性的，這種詩性不僅僅是電影的質感和角色的氣質，也來自詩歌本身在電影中的出場：片頭和片尾都是鋼筆摩挲紙面的聲音，文字浮現，故事展開或終結。故事被填充進詩歌的空隙，以至成為詩的腳注。文德斯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改編自彼得·漢德克的小說《守門員對點球的焦慮》，原作的叙事風格是極度敏感的——漫無目的的人被推入荒誕的事件，所有的有序性分崩離析，隻留下破碎的感知拼湊出走上末路的世界——這一切仿佛都透露出某種意識的焦慮，常規—偶然—失序—逃逸成為人物宿命般的循環，逃逸是意識的開端，也是過去和未來的終結，在明确了當下的荒謬後卻難以掙脫無路可走的困頓，于是隻有将荒謬發揮到極緻來作為抵抗的一種。但這是人的困境，非神的；而《柏林蒼穹下》則是試圖以天使的視角旁觀人的困境，尤其當天使選擇墜入人間，人的命題和神的命題合為一體，故事看似走向了天使與人相愛的完美收束，實則是對“向死而生”的诠釋——天使作為“非人”的身份死亡了，他完整地接納了“人”的生活，用神性的死亡換來了人性的生長，盡管走入“人”的身份意味着有朝一日肉體必然的消逝，也即無數個當下都會變成面向死亡的奔赴，但也将換來知覺上的重生和感官的蘇醒。
“當孩子還是孩子的時候，
他不覺得自己是孩子，
一切之于他都是富于生命的，
一切生命又都是相同的。”
天使最初還隻是兩個旁觀者：卡西爾和丹尼爾。他們日夜盤旋在戰後柏林的上空，背後長着不可見的翅膀，偶爾休憩在城市中碩大的雕像上，更多徘徊在圖書館中聆聽形形色色的人的内心獨白。他們所目睹的是人間的“重複”，所有的悲歡都将通往終結的時刻，生與生活與死亡是每個人線性時間觀的三節點——起點、延續和死亡。盡管這種重複并非單調的，每個人或時代都講述他們鮮活的故事，“他們都是富于生命的”。丹尼爾在圖書館的旋梯上與一位老人“對視”，在短暫的停頓後走向了台階的不同方向；絕望的男子在高樓上崩潰，天使觸摸他的肩膀卻隻能眼見他躍下；偶爾有孩子能看到天使的蹤迹，翅膀隻能在純真中被識出，純真終有一日的消失将天使置于始終孤獨的境地。“一切生命又都是相同的”生命之河流向同一個方向，“時間會治愈一切，但當時間就是頑疾本身時該怎麼辦呢？”治愈也同時是遺忘的代名詞，它讓所有的實感都被放在懷疑的眼神下打量，悲拗、感動、愛的沖動都是暫時的，時間侵蝕掉一切情緒，卻沒有将人的本質還給人——因為人本該是感性和理性沖撞下的産物，而悲喜劇就是長時段的人的情緒的滿溢和延續。天使站在高處俯瞰人間，由此也表現了他與人的區隔：人是情緒充沛的、感性的、混亂錯綜的；天使是恒溫穩定的、理性的、純粹疏離的。丹尼爾決定墜入人間實則是打破這種區隔，他不願隻作為一個觀望者，他要體驗真正的溫度、看到缤紛的色彩。
“當孩子還是孩子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樣一些問題，
為什麼我被稱作我而不是你？
為什麼我在這裡而不在那裡？
時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而空間又在什麼地方終止？
在陽光下生活不僅僅是一個夢嗎？
我所看到的，聽到的，嗅到的，
難道不僅僅是真實世界的映像嗎？
難道真的存在邪惡，或者充滿了惡意的人嗎？
如何才能做到，
我在出生之前就已經成了我，
而不是在我死之後，
我又怎樣才能成為唯一的我，
而不是很多個我？”
以上是整部電影中我最喜歡的一首詩，他讓我意識到詩中的“孩子”并非特指的“孩子”，而是寬泛意義上的諸多童稚時期疑問的集合。無論小時候還是現在，看到路上行色匆匆的人們，我總會想象他們的目的地在哪裡，所有聳立的高樓中都充滿着還未被書寫的故事，所有坐了人的汽車都開往未知的方向，所有趕路的人都被另一個人所等待，我在往來輔導班的枯燥路途就被這些想象填滿，所有想象的盡頭就是在自己站在了曾經的想象對象那一邊，但我仍能記起當初的疑問“為什麼我一定、沒有選擇地是我？”“為什麼我會成為我？”“為什麼我在此地而不是彼地？”也許因為這是注定得不到解答的謎團，我也失去探究它的興趣；它們像情緒一樣湧上來，然後迅速地消散，和其他的突發奇想一樣融化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中——直到我決定攜帶着它前行。那時我覺得自己的生活是暗色調的，乏味、貧瘠，被唯一的目标粗暴地統率着，而街上的景象是色彩充盈的——所有的色塊都在陽光下流動，走到大街上，走到生命力的中心地帶去。電影中也用色彩的對比區别了天使和人的不同生活：天使的世界是黑白的，因為疏離和無感，所以色彩恒定；人的世界是彩色的，因為熱烈和複雜，所以色彩缤紛。黑白需要一定介質來成為彩色，在電影中則是丹尼爾遇見馬戲團的“天使”，當戴着羽毛做成的假翅膀的瑪瑞安蕩着秋千從他頭上飛過時，電影中丹尼爾的視角第一次從俯瞰變為了仰視，視角的轉變既是作為天使的丹尼爾墜入人間的暗示，也是作為初有着情感體驗的丹尼爾體會到“愛”的标志。與愛情搭配的動詞常常是“墜入”，墜入暗示着一種事件的發生，這種事件是闖入式的，它将無序帶入了日常生活中，是日常的偏軌和新秩序的萌發。事件的破門而入常常隐含着身處其中的人是别無選擇的，隻能受事件的擺布——但丹尼爾的墜入卻是許久旁觀人間後的抉擇，他的悲憫從聆聽人們的内心旁白後便開始醞釀，他看向老人、兒童、失意者…的眼神是不同的，與世人相望的他已然具有了“人格”。
本雅明曾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創辦過一份文學刊物——《新天使》，人們常常認為雜志的名字受到他所偏愛的保羅·克萊畫作《新天使》的影響，本雅明在序言中寫到“依據塔木德的傳說，在每一個時刻，無數群天使被不斷地創造出來，為了在上帝面前唱起他們的贊歌之後便離去，并消失在虛無之中。”天使既是傳遞信息的使者，又是隐秘的自我；作為表達符号的天使也同時是自我中人性與神性的二分，興許天使并非消失在虛無，而是相望于人間，每一次天使和人的轉換都是人在厭倦自我處境後的對當下的打破——“我”走入無窮的身份中，最終意識到生命“隻發生一次，因此成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