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塵煙》是一部詩電影，這首詩由許多個精準而含蓄的細節組成。做舊的牆、農時的變化、甘肅農民說話的方式、随着時間更叠而微微變化的“喜”，李睿珺嚴謹地計算着這部電影的每一步，為了拍攝出每個時令最準确的風景，劇組拍攝的進度也嚴格依照季節來進行。如果說電影是細節的藝術，那麼《隐入塵煙》是一個很好的注腳。
李睿珺是一位讓他故鄉所有的親戚都變成演員的導演。迄今他導演了六部長片作品，其中《老驢頭》《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家在水草風貌的地方》被歸納為“土地三部曲”，《隐入塵煙》延續了前作的土地關懷和人文情節，在劇作上更加凝練。
許多人去到遠方，才能更好地理解故鄉。李睿珺輾轉山西、北京、上海、歐洲，執着于記錄的卻是故鄉人事。《隐入塵煙》的拍攝地就是他的故鄉甘肅張掖花牆子村。他記錄鄉村，但不像魯迅那般具有濃郁諷刺和寓言，也不似沈從文描繪懷舊感的鄉愁，他的電影質感樸拙、本分，有回望但不沉湎，有反思而不刻薄，整體叙事如同漫漫黃沙中攙扶前行的鄉民，他們被時間和命運擺布，陷入到身不由己的處境，但他們依然在有限的空間裡騰挪，一點一點改善屬于自己的生活。
《隐入塵煙》的主角是一對村莊裡的失語者。一位是患有疾病、身體殘疾的貴英，一位是勤勞能幹但在村子裡沒什麼地位的光棍有鐵（老四）。這部電影仿佛平鋪直叙地拍攝了他們生活的切面：被嫌棄、被誤解，又攜手陪伴彼此，在種麥子、孵小雞、蓋房子等一件件事情中，品味到一嘴生活的甘甜。它是一個從泥土裡長出來的愛情故事，換個角度想，宛如西北鄉村版的《愛情神話》。但另一層面，它又是一個悲涼到令人難受的故事。與土地伴随的農民，一生無法離開土地。當他有機會搬到新的房屋，他脫口而出的問題是：驢怎麼辦？小豬、小雞由誰來養？種了麥子的土地又怎麼辦？這是一個人用了全部力氣适應農耕秩序的故事，但他面對的又是一個農耕秩序走向瓦解的年代，而他已經中年，很難再學習城裡人的活法，此種人生悲涼，令我想到世紀末下崗潮的國企工人，老四所面對的尴尬，并不隻是農民才會有的尴尬，它是一種人與時代浪潮錯位下的悲涼。
看這部電影，需要摒棄一些偏見。比如：兩個人為何經常沉默；老四為什麼不拒絕獻血的要求；貴英與老四為何對苦難選擇默默的承受。如果在接受大學教育、成長于城市的觀衆看來，這種默默承受似乎是不能理解的，是軟弱的應當被批判的，但是不要忘記，當我們真正說尊重一個人，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人的局限，人在環境中沉浮日久不可能輕易改變的習慣，所以，當一個創作者認真觀察一個人和他的生活，恰恰是因為真實，他才不能把人物變成純粹正确的道德樣闆、不能為了迎合觀衆，就讓人物說出他不可能說出的話。老四缺乏社交、朋友不多，他的生活經驗由下地幹活和保護貴英組成，他不可能像城市知識分子那樣說話。貴英患有疾病，從小承受苦難，很少接觸到外面的世界，她可能對自己的遭遇有一種本能般的敏感，但她的生長環境、她的語言系統，決定她不可能像張愛玲、像丁玲那樣表達出來，她就是貴英，如果我們真的尊重她，首先不妨尊重生長環境呈現在她身上的種種無奈。
老四與貴英的愛情是《隐入塵煙》中最動人的部分。銜泥築巢、用電燈照射孵化小雞、雨夜出門，搶救蓋房的土坯……片中老四與貴英的對話簡短而含蓄，淳樸而真摯的情愫卻流淌在具體的生活細節裡，當電燈穿過紙箱的洞眼，燈光如花朵般灑在牆上，老四搖晃紙箱，讓燈光灑在貴英的面龐上，這是屬于他們的浪漫，是他們生活中的靈性時刻。影片中有一幕簡短而動人的對話：老四進城拉東西，歸來時，貴英提着手電筒在村頭等候，她怕水涼了，把瓶子包裹在胸口衣服裡。老四說天冷，怪她何必在此久等，貴英說：“水冷了三次。熱一回（你）沒回來，熱一回（你）沒回來。”老四接過熱水瓶，又握住貴英的手，給她取暖。在麥稭堆旁，老四用麥粒在貴英手背上印下一朵梅花。貴英用草杆編織一個小毛驢給了老四。影片結尾，草葉小毛驢還在老四的手上，可毛驢身上的枝葉已經枯黃。
影片中這些小小的細節，增添了生活感，也讓人被老四與貴英的愛情所打動。但這不是烏托邦式的愛情，影片沒有過度美化兩人的關系，當老四讓貴英幫忙把麥捆子叉上車，貴英因為身體原因屢次失敗時，老四也會責備貴英，甚至說出罵人的話語。從山溝溝裡長大産生的積習，不可避免令他沾染一些鄉土社會觀念的局限，但他源自于内心善良的關懷與尊重，使他與貴英的關系不是一個單純的男性拯救女性的故事，他們其實在互相拯救彼此，讓彼此單薄殘酷的生活多了一絲值得留戀的理由。
貴英去世時，有人對老四說：“你坐一會兒，不要太傷心，你現在房子、糧食都有了，一個人生活也挺好的。”電影沒有在這裡戛然而止，而是後面延長了一段叙事，呈現了老四在貴英去世後茫然無措的狀态。他看似得到了更好的生活，可是他生命中最珍惜的部分被上蒼收走了，他擁有了一間新的房子，他的日子看起來終于要擺脫貧困的境地，當他擡頭回望，牆上懸挂的卻隻是沉默的黑白相框，再也沒有一雙溫暖的手牽住他的手，再也沒有一個人捂着熱水瓶守在他牽驢車歸來的路上。那一刻他才恍惚意識到，什麼是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什麼是他生命中最溫暖最快樂的成分，而他已經永遠失去了。
除了愛情，《隐入塵煙》内在的主題是時間。人如何與流逝的時間共處，如何面對命運無常，這是電影的潛在主旨。鄉土社會的生死很常見，人們的死亡忽然而已，并無戲劇上的精心安排，就如人們的生，命運的殘酷在于它的随機。
片中貴英之死是争議之處。那麼重要的人物，那麼潦草地死了，有觀衆質疑是否過于殘酷？從情感上，我希望貴英和老四一直好好的，我害怕看到他們中有人離去，但人世的無常總是事與願違，貴英之死是一出意外，甚至不必牽強地解釋意外背後的必然，無論是貴英之死，還是貴英與老四最初的結合，它們其實都源于意外，而人世間種種遺憾是由一個個意外組成，我們從中谛聽上天的玩笑，它嗤笑着人定勝天的念頭。因此，貴英之死，就和整部《隐入塵煙》一樣，都是理解一種人生觀、命運觀的切口。解釋太輕，生活太重，藝術的分量在于它坦誠地面對生活本身，它去呈現生活不可解釋的部分，而不是急于為生活下一個定論。
《隐入塵煙》的叙事固然有商榷之處，但李睿珺對于此作的耐心、精細也值得被看見。在發表于《人物》雜志的講述裡，他自述為了完成這部作品，他花了一年創作劇本，再用十個月去拍攝。拍攝前，他做了嚴密的計劃，所有的拍攝都是按照植物和動物的真實生長周期而來，例如“麥子是幾月份種，樹是幾月份發芽，候鳥是幾月份來，蝌蚪是幾月份出現”，這些導演都做了細緻的整理，電影中有一處細節：“貴英在地裡一鏟，不小心鏟掉麥苗，那個麥苗帶着谷殼，帶着麥粒的形狀，下面長着根須。”這個細節在觀衆看來平平常常，對于拍攝來說卻要把日期捉得很細，要準确地拍出那個鏡頭，那樣的麥苗模樣，唯有把握住麥子從抽了麥穗到變黃之間的那段時間。類似的細節，李睿珺都記在劇本裡，他是用一個寫實主義的思路在構建電影，先用寫實營造氛圍，令觀衆感到自然，再在這個氛圍裡營造詩意，可以是浪漫，可以是傷感，但不能脫離現實，或可概括為“詩意現實主義”。
這部電影的表演之所以那麼“真”，是因為除了女主演海清之外，其他演員大部分也是村裡本來的人，他們就是從小在花牆子村長大的。比如：“演老四的武仁林是李睿珺的小姨父；運輸糧食的老闆是他的哥哥；組織大家來開會、獻熊貓血的村長是李睿珺的父親；演貴英嫂子、提醒她去撒尿的，那是他的母親。電影一開始，喊老四說“你趕緊來啊，穿上你哥的衣服相親”，那其實是李睿珺的小姨，老四生活中的妻子。”即便是“外來演員”海清，她為了精準地呈現貴英的狀态，也在李睿珺的小姨父家住了10個月，期間挨家挨戶拜訪村裡住戶，學習給羊接生、砌牆、扒拉衣服、西北農村女人的說話方式等。影片中，貴英的抖動是借鑒了村子裡教她編竹子的大爺；貴英的腿是借鑒了村口小賣部姐姐的媽媽；貴英結婚時穿的紅棉襖，是海清在斜對門姐姐家的蛇皮口袋裡找出來的。
電影中濃墨重彩呈現的“去濕地采土方，蓋房子”，這個情節也源自于導演在張掖本土的生活經驗。張掖花牆子村在黑河邊，河西走廊的灌溉水源使這裡擁有大片濕地，當地農民會去那些濕地采土方，砌牆，因為這些淤泥聚集的土方很細膩，“最上面的一定帶草、雜草啊、野花啊什麼的，用這樣的土方去砌牆，那個牆就花裡胡哨的，所以叫花牆子”（引自李睿珺自述）。《隐入塵煙》很細膩地呈現了老四造房子的過程，片中有大量這樣紮實、本分、源于生活經驗的東西。這種沉穩使得本片流淌着一種“日光流年”般的質感，它在今天很難得，因為今天越來越少人願意花上一兩年雕琢一個鄉村故事，願意為了兩個失語的人，為他們不被注意的愛情，投入到一段可能不會有任何回報的努力。
《隐入塵煙》上映後，我注意到圍繞這部影片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認為本片延續了“農民老好人”的叙事，女性再次成為男性叙事的配角。另一種認為這部電影具有不同于傳統鄉土題材作品的視角，它沒有讓女性的價值依附在生育和性魅力上，馬有鐵與曹貴英的珍貴之處并不在于他們延續了餘華《活着》式的“默默承受苦難老好人”叙事，他們的愛情并不建立在物質或生育的基礎上，而是基于他們相似的對于生命的熱愛、對于麥芽、麥粒、燕子、雛雞、驢等自然之物的敏感和憐惜。他們在脆弱的麥芽中看見自己，又在自己建造房屋的過程中找到具體的美好。這不是一種烏托邦的叙事，而是兩個沒有辦法的人在艱難生命中的互相守護。《隐入塵煙》無法被任何一種理論完全概括，它所塑造的人物既不符合鄉土叙事的經典樣闆也不符合女權主義叙事的期待，因為說到底它不是為了诠釋理論才有的故事，它就是那樣的，那些人就是那樣的，李睿珺想拍他看到的甘肅農村，那是他朝夕相處的故鄉的模樣，但那種對于故鄉的回望不是玫瑰色的濾鏡，也不是全無反思的對于農民的歌頌。影片中馬有鐵在幹農活時對于曹貴英的抱怨、同村女性因為曹貴英的身體問題而流露出的嫌棄、鄉土社會内部的算計、扯閑話的鄉親們流露出的保守觀念等，無不體現出作者對于鄉土社會真實性的看見，他在塑造一對相濡以沫的夫婦時，并沒有避諱他們身上不完美的地方，因為那是環境賦予他們的，是他們一生無法洗刷的存在，但他們内心依然有善，他們仍會憑着純粹的愛、關懷、善心與不忍，去做那在壓抑生活中使人看到光明的事。這就是馬有鐵與曹貴英的可貴，他們即便在最困難的時候都沒有放棄生活的努力。
所以，即便《隐入塵煙》有一些商榷之處，它在整體上仍是一部令人佩服的佳作。我們容易看見經典，卻吝啬對于同代人的鼓勵，李睿珺是一位慢工出細活的導演，他試圖為日漸失去的存在，留下電影的紀錄，我想多年以後，《隐入塵煙》仍會有它獨特的價值，它的耐心與精準，使它在電影之外，同時具備了社會學、知識考古學的意義。或許，它就是今年國産電影的最大驚喜。
本文寫作于7月13日，轉載需聯系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