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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是關于《阿甘正傳》的意識形态批評：從意識形态浮橋到集體記憶重構。
我們将從政治生态與電影文本、媒介傳播與集體記憶、原著改編、意識形态批評、技術主義角度對這部電影進行全方位的意識形态批評。
【影視批評】01 阿甘正傳（1994）意識形态批評：從意識形态浮橋到集
一
政治與電影内外觀照：
從新左派到右派保守主義回潮
克羅齊曾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人們研究和撰寫曆史總是從現實出發，為當前目的而服務。電影文本中所述曆史，通過媒介遮蔽了政治目的，且深刻打上了時代思想的烙印。
《阿甘正傳》幾乎涉及美國從戰後到 90年代的所有重大事件, 囊括了黑人民權運動 、中美建交、越南戰争、登月計劃等世界焦點。其曆經艾森豪威爾 、肯尼迪 、約翰遜 、尼克松、福特 、卡特 、裡根等多位總統，對美國曆史進行穿針引線似的回顧，并介由阿甘的媒介“在場”加以塑造和重構。
誕生于90年代的《阿甘正傳》，融入了當時美國典型的曆史意識——右派保守主義回潮，即崇尚 “愛 、純真和持之以恒”，珍視家庭，重視朋友，相信上帝。
追溯其價值源起，當滿載清教徒的“五月花号”登上美洲大陸，信仰者基于清教主義建立美利堅文明，後來成為美國保守主義價值觀的源頭與核心。正如托克維爾描述：“新英格蘭的文明，就像高地燃起的大火，用它的光輝照亮了遙遠的天邊。”
...因而曾有人這樣解讀，那個雙腳殘疾，為了擺脫欺辱的阿甘，不顧一切的狂奔，正像飽受英國殖民剝削的清教徒，獨立戰争奮起反擊，既而西進開拓，不斷前進。
而到了戰後的美國，年輕人經曆了戰争的創傷，對生活失去信仰，開始對集體、宗教和傳統的價值進行全方位的破壞。
1960年2月1日，北卡羅來納學院的四名黑人學生的午餐靜坐示威，被視為“新左派”運動的起點。“新左派”運動和“反主流文化”成為美國60年代的主要政治和文化特征。
人們常說那是一個全球普遍解放、能量釋放的階段，充斥着“暴力”、“性 ”與“毒品 ”的時代, 公衆意識淡漠，個人放縱不羁，極端自由主義擡頭。
被稱為“嬉皮士”或“鮮花之子”的年輕人，大多來自美國中産，他們長發束帶、穿着喇叭褲或粗布蠟染襯衫，共享财産和伴侶，在泥漿裡的濕睡袋中性愛，吸食大麻，在暴雨中随着搖滾樂瘋狂搖擺，如同呼吸空氣一般 。
“Make love，no war”——他們正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尋求人類的愛與和平，抗議和諷刺着政府的戰争政策和遠在越南的泥沼裡作戰的同齡人。
作為“嬰兒潮”成長起來的“垮掉的一代 ”，導演羅伯特·澤米吉斯在經曆和見證了動蕩不安的 60年代和自我張揚的 70年代後, 對故事場景的甄選中凸顯了較強的保守意識。
在亨廷頓“文化戰争”的背景下，作為保守主義電影代表的《阿甘正傳》也成為左右兩派争相解讀的政治陣地，并為當年的美國共和黨大選助力。
1994年，适逢著名的“金裡奇革命”，當年共和黨議員金裡奇上台的重要原因便是南方白人保守派把票投給了共和黨。大批保守黨議員加入了共和黨，許多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也改換門庭，投入共和黨門下。
因此，許多人把這部電影視為一項重大的媒體儀式，旨在宣揚一種對曆史的特定政治的诠釋模式。
二
作為文化記憶媒介：
從媒介傳播到集體記憶重構
電影作為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媒介形式，在大衆傳播中深刻影響着民衆集體記憶的重建。
20 世紀 90 年代，教育心理學家薩姆·溫伯格進行了一項關于高中學生曆史意識的縱向研究，他發現，“在塑造青少年對于越戰時代的曆史認知方面，《阿甘正傳》所發揮的作用比父母、老師、教科書及其他媒介都要大”。
每所學校的被調查者都提到了《阿甘正傳》，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
“在關于越戰的調查中，60%的受訪者都提到了《阿甘正傳》”，“沒有任何其他文本能夠接近這一數據”。
《阿甘正傳》作為代際媒介，讓年輕人透過阿甘的“親曆和在場”深刻的影響甚至重構着記憶。
視覺曆史學家格哈德·保羅，曾将這種具體設計分成各種不同維度和形式的媒介圖标。
從肯尼迪被刺的“事件圖标”，到“蘋果商标”的商業圖标，再到“嬉皮士和越戰退伍軍人”的社會圖标等，共同構成了代際記憶的視覺保存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中的音樂也是一種“曆史的路标”，導演将塑造這代人身份認同的标志性事件與時代音樂有機結合，讓曆史的情感在親切熟悉的聽感中被重新喚醒。
誠然，在後現代語境中，電影中多次使用的圖标化視覺處理也可被視為一種諷刺性元素，反映了大衆傳媒中的形象如何具體塑造了個人認知。
片中對組織和人物的刻畫不隻是負面的刻闆形象，更多的是一種荒謬的諷刺性表演，以此激發觀衆反思和理解這種刻畫本身的不充分和碎片化。
從這種角度看，曆史真實性及其表現隻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阿甘正傳》本身是一面後現代意識的鏡子，它反映了媒介傳播時代曆史和記憶如何得到表征。
艾利森·蘭茨貝格創造了“異體記憶”這一概念來描述：某人從未目睹過的曆史事件如何成為其記憶的一部分。
電影學家羅伯特·伯戈因指出，《阿甘正傳》正承擔了美國年輕人“異體記憶”的功能，“在這裡被設計成一種聯系網絡，從而将劇中人物捆綁在國家的叙事中”。
在美國種族主義、政治謀殺和戰争的背景下，這部電影沒有嚴肅反思曆史事件的進程和因果，反而建構了“一種遠離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曆史創傷之外的國家形象”。
三
從文學到電影的颠覆：
人物角色的颠覆置換
《阿甘正傳》由溫斯頓·格盧姆 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原著實際上是一部與電影迥然不同的帶有喜劇和荒誕意味的諷刺小說。
作者通過一種“霍爾頓”式癡傻癫狂的心理獨白，透過阿甘不平凡的一生，看到現實的險惡複雜和庸俗市儈，從而呼喚人性真誠的可貴。
格盧姆小說的開頭是：“我要告訴你們：當白癡的滋味可不像巧克力”，但卻被編劇艾瑞克·羅斯改成了著名的巧克力格言和阿甘哲學。
在小說裡，阿甘是一個滿嘴髒話，性欲旺盛的弱智，他曾立下戰功，組建樂隊，加入性狂歡并染上毒瘾，在反戰集會上将國會勳章抛下講台而因此入獄，繼而成為職業拳擊手，後來跟猴子一同作為試驗品被送往太空。
...小說裡的詹妮的确是一個實踐性解放的女人，也是一名活躍的反戰和反文化人士，但在電影改編中，獨立自主且溫柔善良的姑娘成為堕落的代名詞，阿甘則成為了完美的化身。
從小說到電影的人物設置上幾乎呼喚阿甘和詹妮的角色身份，阿甘善良純潔，歌頌主流價值，詹妮扭曲叛逆，最終以艾滋回歸家庭告終。
影片中阿甘看到《花花公子》上詹妮的照片時，影片插曲唱到“我的寶貝在參加女權運動”，将女權運動和色情雜志聯系在一起，本身就是對女權運動的玷污。
小說的結局詹妮帶着孩子嫁作他人婦，而電影最後接納詹妮的還是阿甘，似乎婦女解放運動隻能帶來堕落和毀滅，隻有代表美國傳統價值的男人，才能拯救她，給她一份歸宿和溫暖的家。
詹妮這個離家出走、反叛主流的迷途羔羊所呈現的失敗之路，與阿甘雖為弱智，卻實現了“美國夢”式的成功之路兩相參照，悄然宣告了主流社會與文化對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勝利。
此外，小說中丹中尉信奉着自己的自然法則，将所有一切都看作是計劃中的一部分，認為我們充其量隻能想想自己要如何配合這個計劃，努力堅守崗位。
...但在電影裡，其被塑造成典型的鐵血、忠誠、勇敢的愛國軍人形象，減弱了人們對政府對越政策的懷疑，重建愛國主義，弱化了美國人民對政府的消極情緒。
在對于越戰的戰場描寫上，小說作者詳細描述戰争的殘酷情形，而在電影中除了漫天飛落的炸彈，沒有任何可見的敵人，更不必說血腥、野蠻的殺戮。為美國軍隊所侵略的遙遠的亞洲國土，在電影中變成了一個空洞的舞台。
...四
意識形态批評：
“講述神話的年代”
意識形态是一種價值觀的表現系統，表現為被多數人認可、分享的常識系統。
意識形态無處不在，并且在我們難以察覺的地方不斷的重複運作。當其有效運行時是不可見的，一旦被辨識，則宣告意識形态的無效和終結。
結構主義馬克思學者路易·阿爾都塞曾在《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态國家機器》一文中指出：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會、文化和大衆傳媒是“意識形态國家機器”，其功能是向個體灌輸主流意識形态，使個體接受現存社會規範和社會結構。
意識形态不是撒謊行為，卻借助大量的“真實表述”，達到了謊言效果，其通過提供一幅關于社會的想象性途徑，讓成功者和邊緣化的人被依次安置。
意識形态批評的關鍵，就要在看見的東西背後尋找看不見的東西，在充滿文字的文本中發現被徹底掩蓋遮蔽之地———即藏在文本曆史中的“結構性空白”。
種族問題一直是美國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魇，迄今為止種族的鴻溝仍然難以消弭，歧視隐匿于各種潛規則場景。
阿甘名字取自美國著名内戰英雄彌敦·貝德福德·福雷斯特将軍，這位将軍建立了種族主義聚集的“三 K 黨”。
以此為曆史開端，電影将阿甘塑造成民族的救贖者，試圖表明，美國盡管有種族主義的曆史根源，但卻能超越曆史的醜陋。
...阿甘作為一個“傻子”，一個文化鬥争中“表述的中繼站”，對美國社會的裂隙起到了很好的縫合作用，也使種族問題得到想象性解決。
參軍的客車上，隻有黑人布巴把位子給了阿甘，到達越南後，兩個人更是形影不離，丹中尉的一句調侃“你們是雙胞胎麼？”一種對不可能的種族和解的重要表述，成為修複或纂改越戰曆史及美國人創傷記憶的屏障。
在對種族的美化和粉飾的另一邊，同期發生的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被巧妙地抹去，形成電影文本的“結構性空白”。
珍妮和阿甘重逢的華盛頓紀念碑水池，正是黑人民權運動的高潮“像華盛頓進軍”事件，馬丁·路德金面對20萬民權人士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說。
但諸如馬丁·路德金，馬爾科姆等黑人領袖在這一主觀重寫中被悉數摘除，隻在黑豹黨房間驚鴻一現，伴随黑人自治組織給白人婦女帶來的危險，黑人民運的意義被改寫為一種威脅。
...而對于布巴的死，阿甘拿出巨額鈔票，母親被驚呆暈厥，唯獨對戰死隻字未提，喜劇性的暈厥弱化了戰争的殘酷，逃避了追問。
當布巴媽媽翻身做主，雇傭白人當保姆，統歸于美國夢的完整表述：種族歧視并不存在，奮鬥即可帶來成功。
白人父系的權威和親情再度被強化，美國夢式的個人主義奮鬥被反複吟誦。
...在對另一個美國重大傷痕越南戰争的表述中，愛國将領丹中尉，在阿甘的幫助下實現了自我和解，開始去聽禮拜，還找了亞裔（越南）妻子。但事實上，越戰無法和解，美國也并非是無辜正義的一方，種族歧視依然存在。
真實的曆史就像阿甘站在越戰表彰台上的那隻話筒，在頃刻間“失語”。
觀衆不會要求一個弱智記住所有的曆史，這種選擇性記憶就成為一種合情合理的修複，為美國社會帶來重建道德的拯救性力量。
五
對曆史重構的有力支撐：
技術性的包裝處理
這種對曆史的重構是經由什麼得到有力支撐的呢？答案是技術性的包裝處理。
在90年代電腦融合特效發展初期，觀衆對于技術并未有如今這般敏感，而是陷入到一種沉浸式的麻木。
...阿甘與美國總統肯尼迪握手的畫面，其原始影像是肯尼迪接見婦女，特效人員用阿甘替換掉了與總統握手的婦女。
湯姆·漢克斯要在藍幕前按照婦女被接見的動作節奏表演與肯尼迪握手的動作，站位都要精确測算和标記，最後将阿甘和總統的原始錄像合成，虛化渲染，以假亂真。
...約翰列侬與阿甘同台出席節目畫面，取材于1971年約翰•列侬和他妻子小野洋子一起接受采訪的視頻，電影改變了列侬說話的嘴型，還請當年主持人化裝成年輕時的樣子，再把列侬嵌入到阿甘接受主持人采訪的畫面。
...丹中尉被炸斷雙腿，造型逼真，其實并不是真的失去雙腿。其實是事先穿上藍幕，鋸開病床，最後填補空洞陰影合成。
...開頭和結尾點題的羽毛，也同樣并非實拍。飄飛的羽毛下面有鼓風設備，事先在棚内拍攝，而後合成。
影片運用了大量數字技術，将阿甘加入到真實事件的記錄片畫面，這種篡改曆史的技術性處理，讓觀衆完全失去了辨别真實與嫁接的能力，将阿甘有機縫合到了曆史記憶之中。
正如電影本體帶來的具體的時空性和無處不在的媒介暴露，即便識破了影片對美國曆史的篡改，但其依然借助媒介形式強化了表述。
結
對曆史重構的有力支撐：
技術性的包裝處理
樂觀來看，這部電影意味着“具有種族主義曆史根源的美國，其自身能夠超越曆史上醜陋的一面”；但悲觀地講，正如馬丁·路德·金的消失，他的政治遺産似乎也不再在當今美國社會延續。
《阿甘正傳》作為文化記憶的媒介，其作用之所以如此強大，是源于其超負荷的知名度。這種知名度賦予它一種可以為人所诠釋的能力，而提供了多種線索，有助于理解為什麼會同時出現如此之多的不同解讀。
福柯有句名言：“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故事講述者身處的社會現實影響着曆史上的故事将如何被講述，對一部曆史題材影片的任何解讀都是一種曆史意識的展現。
《阿甘正傳》當年擊敗《肖申克的救贖》摘得奧斯卡，未必是質量上的超越，和奧斯卡學院獎當年濃烈的右派氛圍緊密相關。
一部電影，一次商業傳奇，正是在借助技術和媒介表述的過程中，對集體記憶實現删改與重構，完成了意識形态腹語術的成功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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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海無涯，坐而論道。
電影之道
電影漫遊詩人，
帶你換個姿勢解讀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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