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個導賞角色的人有些争執。他不喜歡女兒幽靈實體地出現，認為這樣的“物理實體”是粗略的，應該去更拍攝母親的精神世界，認為悼念是母親自己的課題。我說正是這樣的身體本身出現會給我刺痛和震撼，而且我在根本處和你理解不同，我不覺得她是誰的意識，她就是她自己，她出現意味着在質疑整個緊張的叙事，是裂痕，是刺破溫情的虛僞的存在。另一處是他開玩笑地說導演将瑪麗放做無毒的蘑菇是覺得她是npc，我對這樣戲谑地對待厚重關系的做法感到很不适，覺得他根本沒懂且還要炫耀自己知識。我說她的普通是她的選擇，且是很深刻的，正如她與所有人不同的表情，在看到母親仍以引起或許與性工作有關聯想的身體姿态舞蹈時，她那樣不同于戲谑或賞玩地“平靜”地注視，後又一笑，是因為她自己選擇了“正常”，而這樣的平靜意味着所有問題都其實聚焦其身，正如暈厥與死亡。我厭惡在所有讓我顫栗與赤裸的時刻笑起來的聲音，就像那樣的事隻是他們口裡的一次講述與台詞。語言就是如此令人惡心的事。最後，導賞者試圖點明導演多麼想解構親情與血緣，而挑戰所有人的倫理能力，用鏡頭語言讓觀者也覺得不想破壞這樣的溫情，在物理身體的死亡後有機會重連的溫情，“如果一個人就是更喜歡文森特而不是自己的女兒怎麼辦”。我說難道這樣的溫情不虛僞嗎？有什麼證據證明導演的意思是推翻一種溫情的同時要塑造另一種答案呢？我們被暴露在就差一層紙的緊張前，大家也都說到害怕女兒再次出現戳破真相，這樣的緊張也是有實意的，我覺得它沒有另一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