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版的《飛行家》是對小說的一次全面重寫。

主題被收束在“救贖”之内。李明奇的父親李正道希望通過跳傘實驗，證明自己沒有錯，結果傘毀人亡。兒子李明奇繼承父親遺志，心向天空，私造飛行器，緻使妻弟高旭光失去三根手指的同時，也使得其考大學的夢想破滅。來自父輩的影響，特殊年代的創傷，最終變成子一代的“罪”。其後，李明奇開舞廳、替工友（也是替高旭光）還債、賭上性命救高旭光的兒子，都是“贖罪”的過程。

小說是“由文字、故事、涵義三層次構成的複合體。各種不同的改編方式，體現了對不同層次的側重”（《電影改編理論問題》，1988）。由于媒介的差異，電影改編往往是對故事和意念的遷移，将小說叙述轉變為視聽演示。如果熟悉原著的故事，可以發現《飛行家》的電影改編無異于另起爐竈。

小說《飛行家》采用第三人稱（奇數節）和第一人稱（偶數節）交替叙事，故事主角是李明奇，第一人稱叙述者“我”則是李明奇妻弟高旭光的兒子高小峰。主要人物有李明奇和父親李正道、兒子李剛、嶽父高立寬。

小說中，李正道是高立寬的徒弟，兩人是印刷廠的同事，和降落傘沒什麼關系。高立寬是三六年的老黨員，一隻眼睛在日本人的監獄裡被打瞎了。高立寬脾氣差，愛喝酒，喝醉了愛動手，這樣的性格受不了拘束，所以，徒弟李正道自告奮勇替師父去了幹部培訓班，自此之後人生有了重大轉變。

小說從紅旗廣場寫起，在《平原上的摩西》和《飛行家》中，紅旗廣場都是一個重要的意象。這座始建于1913年，位于沈陽市中心的廣場，名字變過好幾輪。1969年，廣場中央豎立了領袖塑像，特殊年代稱“紅旗廣場”。某種意義上，這兩篇小說的根系就在這個百年廣場，指向廣場上的雕像。

替師父去了培訓班的李正道，人生有了重大轉變，小說原文是：

“往後将近二十年，李正道再沒穿過工作服，先是在高立寬的車間做副主任，主抓生産線改造，伺候幾個俄國人，然後又做了全廠的工會主席，抓思想改造的工作，‘三反’‘五反’都是他領頭，揪右派的時候他第一個寫了材料，把廠裡幾個搞古版印刷的老師傅點了名，‘文革’前，他已經是副廠長，市裡的毛選都是他主持印的，還去周邊的地級市傳授過先進經驗。……不過這二十年過去，直到‘文革’來臨，把李正道打下馬，牛棚沒蹲，廁所也沒讓他掃，隻是抄了幾次家，遊了幾次街，坐了幾次噴氣式飛機，剃了陰陽頭，不再讓他印毛選，工作呢，回到車間，換上工作服當工人……李正道自己爬上吊鋪，把自己吊死之前，沒有找他商量。一個人要死，是個大事，大事應該和人商量，李正道誰也沒和誰說，在外面挨了一頓打，回家給九個孩子挨個洗了遍澡，就自己爬到吊鋪把自己吊死了。”

李正道好生孩子，九個孩子當中老大是李明奇，李正道自殺後家庭的重擔就落在了李明奇身上。李明奇和高雅風結婚後，沒地方住，住在嶽父高立寬家，等于半個上門女婿。高雅鳳好說話，靈活，因為好說話得到了一張假病曆，沒有下鄉，工齡比同齡人都長。高立寬去世前十年患上了腦溢血，卧床不起，李明奇悉心照料。李明奇和高雅風結婚，是出身不好的一家和出身好的另一家聯姻，看中的首先是對方的條件。婚後兩人常年吵架，而且動手。不但動手，還動刀子。主要原因是高雅風不給李明奇錢，深層原因是擔心丈夫拿錢給他的八個弟妹。

小說中軍工廠上班，造降落傘的隻有李明奇。電影中大肆渲染的飛行器小說中不算重點，隻提到過兩次。第一次是李明奇喝高了，從屋裡說起，最後爬上房頂。這場關于飛行器的演說酣暢淋漓，讓高旭光覺得未來的姐夫不一般。另一次是李剛給表弟高小峰回憶，全家支持李明奇造過飛行器，但失敗了。李明奇大半生過來，做過很多事。搗騰過煤，開過飯店，販過煙，給蟻力神養過螞蟻，賣過安利紐崔萊，但都不成功。

所以李明奇，首先是憋屈。向上憋屈，是因為他爹留下一個甩不掉的爛攤子給他和他媽（三弟李明敏天生小兒麻痹，沒法成親）。因為這個爛攤子，他跟高雅風結婚，始終低人一等，挺不直腰闆，這是家庭不幸福的根源。李明奇長相英俊，好動腦子，知識豐富，看事情也長遠，但就是不成功。

李明奇和高雅風的孩子叫李剛。李剛好打台球，幹的都是走私電動車、讨債的營生，胳膊上文兩條龍。李剛結婚不成，自殺未遂，得了抑郁症。兒子感情和事業也不成功。

所以從李正道到李明奇，再到李剛，是被命運打趴下的三代人。祖孫三代都好折騰，不折騰還或許能有個成功的念想，還沒有沉沒成本。折騰但不成功，就好像被命運之神按死在了砧闆上。所以他們也都選擇了自殺。李正道吊死在了家裡，李明奇生意失敗放煤氣，自殺未遂。李剛情感失敗，報複情敵也失敗，劃了脖子，卻沒死成。為什麼說紅旗廣場重要、領袖像重要，因為從好鑽研的李正道開始，三代人的命運實際上是被社會運動打趴下了，這是曆史的創傷。

受困于當下的創作環境，鵬飛改編的《飛行家》避開了許多曆史細節，延續了一抹小說原著中的“曆史的創傷”。然而，當下中國電影，特别是院線電影，不能接受失敗者存在。所以，電影一開始，獨生子李明奇父母就已故去，婚後夫妻感情融洽，周圍彌漫着善意，唯一的惡意來自遙遠的北京（莊德增）。

電影中，北京是高旭光的夢想之地，即使沒有考到北京讀大學，他也隻身前往北京做生意，但最終血本無歸，債台高築，還為引狼入室（這裡的“室”是故鄉和家庭的統一體，家即鄉）。在傳統“農村－城市”二元對立的地域表達之外，電影《飛行家》試圖以傳統的東北工業社會和改開後的現代商業社會之間建立起一個對立，通過駁斥後者而為前者立碑，為已經覆滅的計劃經濟招魂。

在小說《平原上的摩西》中，下崗的老人，身穿工作服，以廠為單位形成方陣，在紅旗廣場靜坐。為什麼會有此舉？小說借一出租車司機之口道出：“不是，他們是不如意。他們覺得，如果……活着，……他敢？”電影《飛行家》要懷念的，和這些老人要懷念的，大抵相同。

電影《飛行家》為小說中的李明奇改善了原生家庭，改善了婚姻，不止于此，還增加了成功的劑量。李明奇跳傘成功，發明飛行器成功，開舞廳成功，和俄國人做生意成功，挑戰高空飛行也成功。小說《飛行家》中，“飛行”二字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反抗，因為現實的重力、命運的無常太過巨大，因此才想離地飛行。因為此地待不下去，人生中充滿太多太多的失意，才會選擇“出沈陽”，向一個“有希望的所在”。

在雙雪濤的小說中，出走與離開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當現實的重力過大的時候，隻有離開才有希望可言。小說《飛行家》最後，李明奇和兒子李剛、終生要依靠輪椅生活的弟弟李明敏等人，乘坐那個巨大無比的熱氣球，要前往一個對他們而言的烏有之鄉。李明奇說的是，“人出生，就像從前世跳傘，我們這些人準備再跳一次，重新開始”。

電影中的《高旭光》屢試不中，仍然一次一次高考，即使最後放棄高考，也要前往外地。所為何？不是因為外面的生活五光十色，像電視中那樣。而是編劇的上帝之手為了通過他證明，哪裡都沒有生息之地好，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危險，此地的月亮是最圓的，此地的人心是最暖的。所以，就應該留下來，畫地為牢。電影《飛行家》通過改造高旭光，讓他對那個決意遠走高飛的李明奇喊話：勿高飛，回家來。不聽則死。

原著中的高旭光，是怎樣一個人呢？大概是這篇小說中最好的一個人了。他和姐夫李明奇算不上朋友，隻是偶然在屋頂上聽了他一番高談闊論，臨死囑托兒子，能幫則幫（“這人不是一般人，隻是命不好，沒起來”）。

高旭光喜歡讀書，但是不想考大學，也不想離開沈陽。我還是舉小說原文：

“第一，考大學，有風險，不是考不上丢人的問題，是考上了可能會被分到外地的問題。而大姐已經要走，二姐他并不放心，大姐性格太強，造成二姐有點幼稚。高立寬最為忌憚大姐，第二是他，他是沉默的反抗，最不拿二姐當回事兒，如果大姐走了，他又去了外地，趙素英恐怕一天好日子沒有。……第二點是，第二點是，成為一個大學生，變成了一個專家或者專業的知識分子又有什麼用呢？剛剛過去的十年，再往前推二十年，這些人有什麼好果子吃？他看見他的一個同學用刀挑豁了老師的鼻子，如果他願意，他可以把刀接過來，去在她臉頰上劃一刀。今天說一，明天說二，高考恢複了，誰擔保二又變成一，不是另一次引蛇出洞呢？念來念去變成一個臭老九？……第三點是，與他一個生産班組的一個女工，今年和他走得很近，那個姑娘非常陽光單純，接受他的沉默寡言和憂傷的氣質，他也覺得，如果非得和一個人度過一生，這個女孩是他接受的一種方案。”

高旭光的留下和李明奇的出走，都是在說曆史創傷這一件事。其中不同是，李明奇的希望在别處，而高旭光的希望則是自己。他要留在此處在父母之間周旋，保護母親。他也有人要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