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孤獨劃注腳，為自卑立尊嚴

如果你從《狐狸獵手》看到《卡波特》，你能很清晰地看到貝尼特•米勒的創作特點—盡管隻有三部長片，對于非虛構類題材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對于孤獨、自卑人格的着迷。某種程度上，自卑的另一邊很可能是自負，是毀滅。貝尼特•米勒往往捕捉着他片中角色的痛苦和毀滅，以實現悲劇性的陶醉。真正令我着迷的一點在于，他從不為他片中的人物進行某種意義上的詭辯，他隻是盡可能地呈現，卻又為他們的孤獨劃上了注腳，為他們的自卑立下尊嚴。

首先貫穿三部長片的一個特點在于共通的人物關系：卡波特渴望被他所處的階層與社群接納，派瑞渴望被人們所理解，二者唯一的不同隻是階級所造成的話語權落差（《卡波特》）；比利渴望通過賽季的成績自我證明，彼得渴望用新的管理方式颠覆棒球聯盟，同樣證明自己，不同僅僅隻是二者的權力關系—這也是貝尼特•米勒最不灰暗的作品？（《點球成金》）；杜邦渴望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義與價值，不僅僅隻是獲得母親的認可，馬克渴望走出哥哥戴夫的陰影—杜邦也是，各自在人生中有着天賦與優勢的人面對戴夫顯得手足無措，幸福—最普世、最濫調的詞眼卻是這兩個靈魂永恒的缺失（《狐狸獵手》）。通過兩個同質化人物的相遇、碰撞，展開矛盾與沖突，形成戲劇性。

《狐狸獵手》的開場，馬克在一群小學生中舉起自己的奧運金牌，進行着價值20美金的演講，悲壯而又古怪。僵硬的肢體動作會讓觀衆在給予同情的一刹那又會猶豫幾分，光是動作傳遞給我們的，是一場關于可被稱作“愛國者”的自尊的頑強保衛戰。他的desire是什麼？成績？似乎他已經有了。是家庭，是幸福，是認可，是面對成功無法調和的渴望與代價之間的沖突。杜邦相比馬克，似乎并不缺乏尊重，各路要人無不對他保有得體的附和與回應，但之所以這樣，不是因為他的名，而是他的姓。杜邦初見馬克的一場戲，貝尼特•米勒不尋常地給到了一個遠景，強化了他的神秘感。轉場到書房時，他在與馬克握手前電影給了一個反打鏡頭：他望向畫外，觀衆此時會誤認為畫外空間仍有人存在，結果實際上是一張照片的特寫，他的母親。相比兒子，這位母親的信息顯得更加神秘，出場都是行進過半時，但不可否認，她的威嚴與權力借着她的馬匹籠罩在整個莊園之上，正如她的存身無時無刻地影響着兒子以及莊園中的所有人。

回到《卡波特》，人物關系成為了更加具體的共感—利用關系。卡波特作為精英作家的傲慢與自負，體現在他與片中每個人的交涉中。首先是開場白、俏皮話，然後便是真正此行前來的目的，對于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似乎總有對方無法拒絕的自信；然而這樣的話術卻又難以掩蓋内心深處的自卑，短短三場他與其他名流間的酒會社交戲，我們領略了他非同尋常的社會能力，往往承擔着舞台中央的表演者角色。我第一時間感受到的，是一個人内心無比的孤獨，與渴望被接納。在獄中，卡波特對派瑞說：如果我不寫這本書，世界就會将你當作怪物般看待。卡波特如果沒有書與所在階層的認可作為入場券，他古怪的性格、說話的方式、同志的身份，一樣會被這些打着領結喝着馬提尼的人當作怪物。時常評價電影人物塑造的一個标準是：是否表現出了人物的複雜性。在我看來，複雜性便是，從不以單一性格或者特點作為人物成立的基礎。他對于派瑞的理解共情是真，将二手經驗作為自己被認可的墊腳石也是真，二者從不矛盾。臨刑前面對派瑞的抽泣我絕不認為這是卡波特—一個可以輕松調用自己話術與情感實現目的的人—在與名流時的那種逢場作戲，世界上真正理解我的人即将遠去，能夠與我共振的靈魂即将沉默，但我的出身又不得不犧牲他以此換來通往多數的門票。

卡波特為自己的新書《冷血》所做的試讀會這一場戲非常具有代表性，三分鐘便诠釋了二者的實際關系，同時也是教科書級别的景别運用與平行剪輯。

景深處的觀衆模糊而富有距離感，卡波特此時的頂光呈現出的冷色調也體現着他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