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讀書》2022年第2期
“黑白的雙重标準是美國人道德體系中的一根毒刺。”一九四七年，費孝通先生在《美國人的性格》一書中寫下這句話。多次訪問并十分了解美國的他，目睹了種族隔離時代黑人遭受的不平等對待。即使華盛頓·卡佛這樣的大科學家出門開會，也隻能委身于廉價旅館，無法睡火車卧鋪車廂。費老不禁質疑，号稱民主自由的美國，何以要維持這種近乎種姓的結構呢？在他看來，這确是一根有違其價值綱領的毒刺了。
時鐘轉到了二〇二〇年五月，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已廢除近六十年。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會計學講師戈登·克萊因收到一封郵件。幾名他課上的黑人學生要求，他們的期末考試評分該得到“特殊照顧”。克萊因憤怒地表示拒絕，并在回複郵件的末尾，用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名言提醒他們：“記住，人們不該用膚色去判斷一個人。”學生随即在網上公開了這封信，呼籲大家向學校請願辭退克萊因，校方居然也真的停了他的職。當然，在去年美國“黑命貴”（BLM）的反歧視大潮中，這隻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不過，今日美國洶湧澎湃的後浪，當真令馬丁·路德·金的名言，也成了種族歧視的前浪？如果考場上的一視同仁都算歧視，那怎樣對待黑人才算平等呢？有人說，今天美國種族平等的政治正确搞得過了頭，把反歧視變成了逆向歧視；也有人說，種族主義的流毒，早已深入社會的骨髓膏肓，還遠沒有清除幹淨。一時間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馬克·吐溫有雲：曆史不會重複，但韻律驚人相似。要弄清楚如今這一團黑白迷霧，倒可以借鑒以往的一段舊事。一九九五年，因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殺妻舉行的那場“世紀審判”，震撼了全美國，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二〇一六年，一部長達四百五十分鐘的紀錄片《O. J. 辛普森：美國制造》，詳盡地回顧了那場審判以及辛普森跌宕起伏的人生，斬獲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該片借辛普森的人生故事，向觀衆清楚展示了美國社會中黑白種族間的矛盾鬥争。這許是我們一窺此問題症結的極好門徑。對于那場世紀審判，中國人原也并不陌生。當年林達在《曆史深處的憂慮》中，不惜筆墨地描述了身處美國的臨場觀感。不過畢竟“橫看成嶺側成峰”，林達的視角，清晰體現了那時代遠赴重洋的國人的渴望。疑罪從無的法律原則、格式嚴明的司法程序，更多地吸引着注意力。林達也不諱言，自己并不重視此案中的種族問題，而後者卻是當時許多美國人甚至歐洲人的關注焦點。今天，出自一位美國黑人導演之手的紀錄片，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去思考，辛普森一生及這場審判體現出的美國的種族困境及其社會根源。
一個美國英雄的崛起
每個觀看過紀錄片的觀衆，恐怕都會驚歎于辛普森當年在橄榄球場上馳騁縱橫的勃勃英姿。身為跑鋒的他，持球沖向對方底線，面對對手攔阻的厚重人牆，卻能抓住那轉瞬即逝的間隙突出重圍。身子左扭右閃，有如遊龍一般，在追趕攔截的無數身軀手臂間滑行穿過，當真是疾如星火、快似閃電。賽場上的骁勇無匹，為他博得了“電流先生”的美名。而在場下，他更是萬衆矚目的明星。面對自己破紀錄時現場采訪的鏡頭，他謙和不居功，将隊友拉到身邊一同亮相。在公衆場合，他舉止大方得體，待人寬厚親和，和各路人士談笑風生，堪稱風度翩翩，完全沒有一般黑人的粗鄙習氣。也正因如此，他得到的抛頭露面的機會，遠比其他黑人更多。慶典活動、商業廣告、真人秀、影視圈……他跻身于通常為白人出入的上流社會圈子，并為此沾沾自喜。有一回在俱樂部裡，他和幾個黑人朋友把酒言歡，聽到鄰座的白人女小聲嘀咕：“快看，O. J. 和幾個黑鬼混在一起！”他不僅毫無怒色，反而自鳴得意：“這說明在她眼裡，我不是黑人，我是O. J. ！”這似乎證明了他通過努力和品格，能夠超越膚色和身份的束縛，得到大衆的普遍承認和頌揚。O. J. 辛普森，他自己，正是一個美國式的自我成就的英雄。
...當然，并沒有什麼單靠自己成就的英雄，更何況是美國這樣一個講求儀表、規則和制度的社會。或許可以說辛普森在賽場上的成功，更多依賴個人的天賦和努力。不過，如果他野心勃勃地邁向更廣闊的天地，想取得商業上更大的成功，就得接受社會的選擇和要求。辛普森曾為租車行拍過一個廣告，播出後，他手持公文包飛奔穿過機場的形象風靡全美、深入人心。租車行的老闆和廣告設計人直言不諱，他們選擇辛普森的原因，當然不隻是他跑得快，更在于他的形象氣質完美符合廣告中商界人士的形象，完全不像一般的黑人。要讓一個黑人給所有人推薦商品，他就必須不那麼“黑”，而能成為一般民衆的代言人。為此，他們得在廣告中小心翼翼，避免讓其他黑人出現，也必須精心設計辛普森的表情、動作和語言，好讓他成為一個超越膚色的“體面人”。辛普森離開賽場後的成功，正是因為他能按照社會規範的要求去實現自由和自我，扮演好自己公開的“角色”，将個人英雄與普通民衆的形象完美結合在一起。辛普森這個戈夫曼拟劇論的活樣本能夠跨出賽場，得到财富、聲望和地位，正在于他能夠滿足美國式民主社會的普遍要求。
黑色的浪潮
辛普森試圖讓自己和人們都忘記他是個黑人。但美國的曆史不會忘記，他出生到成名的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正是黑人從南部和東部地區向西部大規模流動的時期，也是廢除種族隔離、黑人民權運動高漲的時期。紀錄片令我們看到，辛普森自己的家族，正是在這一時期從路易斯安那遷居到了舊金山。他們家和數百萬黑人一道，離開歧視嚴重的傳統地區，奔向更為開放與包容的洛杉矶、舊金山等大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與社區難以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與良好的生活條件，治安問題層出不窮。另一方面，随着種族隔離制的廢除與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各色反種族歧視的鬥争甚至暴力騷亂也成了家常便飯。一九六五年，發生了著名的瓦茨騷亂。洛杉矶警察對兩名開車的黑人進行身份檢查，其中一人因為怕被逮捕，和警察發生了激烈沖突。在處理案件時，警察又将其随行的兄弟及後來趕來的母親一同逮捕，随即發生了嚴重的襲警、暴力搶劫與縱火事件，造成數十人死亡，上千人受傷及數千萬美元的财産損失。對這場騷亂的起因，洛杉矶警察局長蓋茨和馬丁·路德·金卻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前者認為，應該考慮的是（黑）人本身的問題，而不是在别的什麼地方尋找原因。而馬丁·路德·金則針鋒相對：“隻要那種頑固的（種族歧視）态度還存在，事情就會變得更糟。”
讓我們跟随紀錄片來到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全美各大電視台都在反複播放一卷家庭錄像帶拍下的影像。畫面中，多名白人警官正在暴力圍毆一名黑人男子，引發社會輿論一片嘩然，這就是著名的羅德尼·金事件。次年的四月二十九日，陪審團對四名涉案的洛杉矶警察宣判無罪，引發了洛杉矶整個市區的大暴動。搶劫、縱火和謀殺在騷亂中大量發生，估計财産損失超過十億美元。如果我們聯想起去年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導緻的全美各地的示威遊行與暴動，就會發現，瓦茨騷亂、洛杉矶暴動與 BLM 運動，導火索都是白人警察針對黑人執法。難道真的是日光之下無新事，曆史總在同一個地方重複？
...發生了什麼不是問題，關鍵在于如何解釋它。白人警察毆打黑人男子，到底屬于合理的正當執法，還是出于種族歧視而濫施暴力？這可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以羅德尼·金事件為例，電視台在播出錄像時，故意剪掉了開頭幾秒羅德尼·金拒捕攻擊警察的畫面。絕大多數觀衆更不會知道，在錄像開始前的半小時，仍身處保釋期、剛飲下數升烈酒的羅德尼·金，正以一百八十公裡的時速駕車在公路上狂飙。在警察将其攔下之後，這個身高一米九、體重兩百多斤的醉金剛依然逞強拒捕，徒手将四名警官打得落花流水。最終衆人隻得一擁而上，在警棍和拳腳夾擊之下，令羅德尼·金束手就擒。身為警察，如果每天都要面對許多黑人嫌疑犯和違法者，不得不經常使用暴力來執法和自衛，一旦發生羅德尼·金錄像這樣的“斷章取義”，或去年肖萬對弗洛伊德那樣的“執法過火”，哪怕心中從無種族歧視的念頭，恐怕也是百口莫辯。因為定義你行為、指出你根本動機的不是你自己，乃是公衆的政治意見。
實際上，資本主義與民權運動、“實現自由”與“反抗歧視”是美國社會的兩個面向。這雙方原本都是維護“不可剝奪的權利”的具體體現。對于黑人而言，消除種族隔離與歧視，原本也是令他們有平等的機會來實現自己的自由，這兩方面原本是攜手并進的。但問題在于，這兩面也可能發生矛盾，一件事換個說法就成了另一件事，警察執法最容易陷入這種尴尬境地。在現實中，如果許多黑人無法按照社會的既定規則來“實現自由”，隻能混迹底層、幹些不太光彩的勾當，他們就難免成為警察的執法對象。所以為“維護自由”而打擊犯罪分子，暴力很大程度就會落到黑人頭上。人們總是看見這樣的場面，确實也容易覺得，警察是不是存心和黑人過不去。“許多罪犯是黑人，所以要小心留意黑人”，這到底是一句事實判斷，還是歧視言論呢？如果出自普通老百姓之口，那還關系不大。但說這話的如果是個警察，他種族歧視的罪名多半要坐實了。社會暴動屢屢源于警察執法，傷口總是一再被撕開，正是因為那是社會兩個面向發生矛盾的交彙點。
...從橄榄球場步入商界與名流社會，辛普森的前半生可以說順風順水。所以我們也就不奇怪，他為什麼對黑人民權運動絲毫不感興趣，也從不參與。在他看來，自己和一般的黑人根本就不一樣。那些和“黑人兄弟”站在一起抵制歧視的黑人體育明星，不過是被人利用了。“他們應該代表自己。我要是想發聲，就一定是O. J. 的聲音。”既然做好自己就能成為大衆眼中的英雄和明星，幹嗎還要将自己置于和其他黑人同樣的地位，為他們發聲呢？在一條道路上春風得意的辛普森，做夢也想不到，未來他也有加入“黑人兄弟”隊伍、踏上另一條道路的時候。并且隻有那樣，才能救他自己的命。
世紀審判：誰的勝利？
“我這輩子根本就沒有在意過膚色，現在這種處境，我坐在那裡開始數屋子裡的黑人了。”這是辛普森因涉嫌殺害前妻妮可及侍應生高德曼，被推上法庭當天說的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世紀審判”，仍然是白人警方與黑人嫌犯的對壘。隻不過不再是街頭赤裸裸的暴力執法，而是控辯雙方借司法系統的審判程序展開的鬥争。所謂的“程序正義”，提供的其實隻是某種“公平較量”的規則、場地和裁判。比賽到底怎麼才能赢，還得看手裡的牌怎麼打。顯然，他的律師團十分清楚，面對控方提供的海量證據，如果直接反駁否認，主張辛普森不是兇手，無異于以卵擊石、螳臂擋車。唯一的勝算在于，讓陪審團對證據的可靠性産生懷疑。如果針對特定證據去逐條質疑，效果恐怕也非常有限，所以必須給陪審團一種警方蓄意僞造證據的總體印象。要實現這個目标，就需要一個警方栽贓陷害的理由——種族歧視。這就是辯方的“種族牌”策略。不是通過暴動，而是通過衆人普遍接受的司法程序，“維護自由”與“反抗歧視”兩條道路展開了正面交鋒，成就了這場“世紀審判”。
所以，從請主打民權官司的律師強尼·科克倫加入律師團隊開始，辯方的策略就确定了。在開庭陳詞中，科克倫引用了馬丁·路德·金的名言：“任何細小的不公，都會帶來全局的不義。”他暗指洛杉矶警署可能對證據動了手腳，并且包庇有種族問題的警探福爾曼，上來就給警方塗上了一層陰謀論的油彩。有明眼的旁觀者一看便知，辯方就是要把這場審判變成對洛杉矶警署種族問題的清算。陪審團十二人中有十人皆為黑人，這種策略的作用可想而知。面對紀錄片的攝影機鏡頭，當年參與審判的辯方律師都對自己的手段直言不諱。為了把辛普森打扮成一個“黑人”，辯方律師團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他們邀請陪審團參觀辛普森的豪宅，隻是為了向他們展示，牆上滿滿的辛普森與黑人親朋好友的合影。而那些照片，是他們在前一天才換上去的。之前占據牆壁的照片裡，都是各路白人“上流人士”與辛普森勾肩搭背、把酒言歡。終于，這個超越膚色的個人英雄，也不得不扮演一位“黑人兄弟”了。
...對于辯方律師團而言，最重要的任務是證明，在這個案件的調查與審判中，種族主義發揮着主導作用。白人警探福爾曼在辛普森房子後面，發現了一隻沾染了妮可血迹的手套。為了令這件最重要的證物失效，他們編造出一個荒謬絕倫的故事：福爾曼對于辛普森迎娶白人女子懷恨在心，趁調查之機栽贓陷害。可是如果真的如其所說，福爾曼是在調查辛普森家的時候栽的贓，那他不僅是在冒革職坐牢的危險去陷害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更荒唐的是，他那時連辛普森有沒有不在場證明都不知道。可辯方牢牢抓住福爾曼曾和一個女劇作家在談話時用過“黑鬼”一詞，并大肆吹噓警察的威風，來說明他其實是個滿口謊言的種族主義者。科克倫甚至在總結陳詞時，将福爾曼與希特勒相提并論。這種将法庭導向審判福爾曼的策略，令死者高德曼的父親出離憤怒。當然，即使福爾曼說過那些話，也不等于他真的是個種族主義者，更不能證明他給辛普森栽了贓，不過效果已經達到，庭審的氣氛已經完全變了，反種族主義的水位漫過了尋找和制裁兇手的基石，“反抗歧視”的路線勝利了。在庭審結束後，陪審團隻用四個小時就裁定辛普森無罪，也就不足為奇了。多年以後，面對攝影機的鏡頭，有黑人陪審團成員毫不掩飾地表示，她那時根本不關心辛普森是不是兇手，隻是為了向白人報仇。還有黑人陪審員當年是黑豹黨徒。在審判結束之前，沒準許多人早就做出了選擇。司法的程序正義，對他們來說，不過是走走過場、順水推舟罷了。
...從表面上看，“世紀審判”似乎是“反抗歧視”的一場大勝。許多在法庭外聲援辛普森、得知結果後歡呼雀躍的黑人，連辛普森是幹什麼的都不知道，隻把他當成又一個含冤受屈的“黑人兄弟”。他們不會知道，為辛普森辯護的律師團，每天的薪水就是五萬美元。他們也不會知道，辛普森即使坐在監牢裡，也在球衣上不斷簽名并送到外面去售賣，從而進賬數百萬美元。辛普森的商業團隊，甚至還賣過科克倫和辛普森法庭合影的簽名照。為這場“反抗歧視”的最佳辯護提供酬勞的正是“商業自由”，兩者依然暗地裡攜手并進。
可惜，這樣的聯盟維持不了多久。雖然辛普森被判無罪，但現實中，大家對他多半做過些什麼心知肚明。審判結束後，他的律師團最先跟他劃清界限，宣稱從未支持過殺人行為。随後那些上流社會的“朋友”，也紛紛表示自己跟他不太熟。甚至鄰人也要求他離開居住的社區。扮演“被陷害的黑人兄弟”而脫罪，并不能挽救他作為“O. J. ”的信用。民事法庭的敗訴，令他面臨破産的窘境，連他的經紀人，都像追逐腐屍的秃鷹一般，無情地捧走他當年的獎杯。淪落底層的他，整日混迹于賭場酒吧。有一天，聽聞有人在售賣他的私人物品，他帶着一幫狐朋狗友，醉醺醺地找上門去，想讨回自己的“财産”。結果卻被控持槍搶劫和綁架重罪，再度被押上法庭。這時，再也沒有律師夢之隊來為他辯護，也得不到“黑人兄弟”的聲援支持了。他被判處三十三年徒刑，蹲了九年大牢方才保釋出獄。今日的他，既不是O. J. ，也不是那個“受了陷害”的辛普森，自由之路和平等浪潮都抛棄了他。獄中的他道出了這樣的獨白：“在我的内心，已找不到任何善意。什麼都找不到了。我的裡面空空如也。”
抽象意識的困境
在辛普森案的庭審現場，出現過這樣一個場面。控方律師達爾登指出，陪審團的情緒可能會因證人所用的“黑鬼”一詞而影響判斷。科克倫立刻站起來，憤怒地反駁：“誰說黑人聽到‘黑鬼’一詞就會情緒激動了？這正是徹頭徹尾的種族歧視！”在這一句話上，就發生了常識與歧視、事實判斷與價值評判的矛盾。當評判的标準是某種模糊的理想“平等”狀态時，現實中存在的群體差異，哪怕隻是客觀陳述，也很容易被看成是表達歧視。反對歧視，原本隻是要拉平起跑線，力求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但随着抽象平等意識的不斷擴張且支配着人們的頭腦，現實的差異太容易被說成歧視或歧視的後果。這正是反歧視運動以照顧特殊群體、為受歧視和壓迫者翻案的名義來批判曆史、改造社會，走向日趨颠覆現實的真正根源。從六十年代種族隔離制的廢除到九十年代的辛普森案，再到去年的BLM運動，美國反歧視運動和身份政治的發展，清楚體現出了這一特征。另一方面，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階層固化和美國夢越來越難實現的現實，黑人難以适應資本主義和理性文化的事實，也确實令差異和不平等越發刺眼。今日的美國，“實現自由”與“反抗歧視”這自然權利的兩個方面，非但不能攜手并進，反倒越發通過政治運動，體現出社會的緊張和分裂。在兩條道路上都曾風光一時，但最終淪落社會底層的辛普森，也正是美國制造的一杯苦澀橙汁。當然，這也未必隻是美國的故事。泛濫的政治正确話語，受狂熱的平等激情左右，成了人們怨恨他人的借口、為自己玻璃心辯護的理由，恐怕已是舉世皆然的現象。無論是誰，若是在名利場中虛假地表演，或順應政治的大潮趨時自利，卻沒有真正笃定的内心與實在的品質，不去抓緊人生中真正美好的東西，恐怕也都難免落得個空空如也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