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文/法蘭西膠片
這是一篇25天前就應該發布的導演專訪稿件。
它直到今天才發布，除了我治療十幾年都無法康複的拖延症，還有就是，我舍不得。
我是真的有點舍不得把它發出來，我怕發出來後，我就不再那麼惦記它了。
那這篇專訪有什麼出彩的地方呢？
對于電影媒體工作者而言，它在電影工業随時會卡死在命令的危機下，在内娛瀕臨粉碎的時刻，它所攜帶的用來抵禦恐懼的堅定，可以暖胃，可以舒心。
對于一個影迷來說，它是一面光亮的鏡子，你能從中對照到自己當年因為電影重獲生命力的動人時刻，它像我們人生第一次去了解一棵蒼天大樹，下意識地，也想去延展一下四肢與筋骨。
對于一個人，對于一個渴望對抗沉悶的，迂腐的，落敗的，倒退的現實的人，它像夜裡跳出陰雲的圓月，隻要你專注地奔波在前進的路上，它就會照亮暗黑裡的迷霧，你的雙眼不會幹澀，你的頭腦保持着清醒。
這簡直就是一篇關于養生的專訪，畢竟，生活早就病入膏肓了。
孤獨，卑微，自艾，膽怯，空落，是這位導演最初的儀容。
自由，憤慨，慎獨，不懼，猛然，這是導演成為導演後的完整。
誰做到的？
電影，也是每個與電影為友的人。
電影開始讓他對自身有了要求，他也由此決定提高自己，創造影像表達。
他的經曆，同時也證明了精英教育是必不可缺的，它哪怕一時戰勝不了愚昧的基數，但也永遠是社會的基底。
這位青年導演叫張中臣，但我們先不着急介紹他獲得最佳電影及導演獎的《最後的告别》，我們先來了解他這個人。
...他有很多身份，農民的兒子，電影學院的保安，彭發的剪輯師，自己的導演。
我們今天就看一下，電影之子，如何因為電影，開始形成真正的自己。
為他那句“如果不能用電影做表達，我會選擇去死”的獲獎詞，找到一個真實的出處。
在過去，這句話一點也不矯情。
01.極暗童年：魔鬼在身邊，記憶埋進河邊的墳地
我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縣的一個村子裡，叫張莊村。
這裡是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四省交界，我們縣發展一直不好，因為每個省都不管我們，四不管地帶。我到現在都沒有去過自己的宿州市，平常都是去河南玩，騎摩托車40分鐘就到了，再騎一個多小時就到江蘇徐州了，最後到山東棗莊。它是這麼一個被割裂的空間。
我們那邊也有特産，砀山酥梨，從前是給皇帝上供的，所以我們那也叫梨都，每年都有梨花節。因為是平原地帶，一馬平川望不到頭，冬天起霜起霧的時候特别美，就像《永恒和一日》裡一樣。
...說回家裡，我是家裡老三，還有哥哥和姐姐。我媽是農民，我爸是農村語文老師，平時喜歡創作，寫詩，寫寫小說什麼的。《最後的告别》裡那三首詩都是我爸以前寫的，很早以前，八九十年代了。
早年農村教師會被村裡人看不起，因為在農村不幹活，賺不到錢是不行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我爸八幾年就開始教書，那時候才二十歲出頭，村裡邊很多歲數特别大的人都是我爸的學生。
我爸性格特别内向，他是被空間給壓抑的，他其實很不喜歡農村。我記得小時候他點煤油燈寫作，我媽就很煩他，你怎麼還寫作，你就應該陪我剝棉花。
因為我媽很累，從我媽的角度講，她每天幹農活還要照顧我們，我爺爺奶奶他們也要幫我叔叔帶五個孩子，其中一個是聾啞人，《最後的告别》主角為什麼是啞巴，就是因為這個。那時候我的記憶有點模糊，但是我記憶裡，我們家庭環境是極其不舒服的。
...我對童年記憶很黑暗的地方，來源于一次邪念的焚燒。
那是2000年，我當時九歲， 9月1日的早上，大家暑假開學，我們農村都會起很早，一起背着書包叫發小去上學，當我走到他家院子門口的時候，發現這裡邊圍着好多人，一大群人。我當時個子矮，就從那些大人的腿縫裡，看到發小的父親，他被綁在院子裡的一顆梧桐樹上，身上沾了很多血。
為什麼綁住他呢？
因為8月31日晚上，他把自己兩個兒子給殺了，就是我發小和他弟弟，他弟弟應該才上小學一年級。
我童年記憶裡有一個“紅孩兒”，在我們那流傳特别長，說“紅孩兒”晚上喜歡吃人，就給我們小時候造成童年陰影，後來知道“紅孩兒”是真的，但他不是吃人，是走火入魔後做一些特别狠的事。
我創作《最後的告别》劇本的時候，不知道我發小的父親為什麼異化，聽我爸講，他還有一個導火線，是什麼？
我父親每次教完書都會打暑假工，發小的父親也會跟我爸一起去，他們有次去徐州，幹完活，發小的父親偷偷把蚊帳拿回了家，一個蚊帳而已，我爸說不知道誰故意搞他，就舉報了他，他心裡極度恐懼。就這麼個事情，一個不值錢的蚊帳，是一個導火索。
至于為什麼殺他兩個兒子？其實是他晚上經常會戴一塊手表，但那晚手表不見了，就想讓他的兩個兒子幫他找，兩個小孩晚上睡得很死，就沒人幫他找，他就拿斧頭先把大兒子劈死，小兒子醒了，在堂屋裡拼命跑，堂屋裡三間房子門都被反鎖了，小兒子被發現時，就死在門縫裡。
這些，我當時隻了解到30%，隻知道發小被他爸爸打死了。
原先我們農村因為夏天太熱，大家都打開着門，或者睡在屋頂上、路上，各自串門，很輕松的。這件事之後，各家都鎖着門，晚上不敢出屋。
因為，所有人都不知道，發小的父親是被判刑了，槍斃了，還是去精神病院了，甚至有人說他逃走了。
整個村，沒有人知道。
發小的母親後來也改嫁了，我媽媽有一次在趕集的時候碰見她，也不知道該怎麼打招呼，互相看了眼對方，轉眼就在人群裡消失了。
而我呢，失去了一個夥伴，他的墳地，就在我以後每次上學必經之路的小河邊上。原本那裡有一個斷了的樹枝，我們會抓着它學人猿泰山在空中蕩過去，後來再也不會了，因為那有他的墳。
02.荒蕪時光：恐懼飼養靈魂，電影初露微光
那件事之後，我爸就把我送到特别偏僻的一個私立學校，兩個禮拜才能回家一次。我那時候上四年級，才十歲啊。
當時學校宿舍滿了，進不去人，但學校附近有村子，分配了幾個雙人上下鋪的床，睡在旁邊村子裡邊，每次要走一條漫長的黑黑的夜路才能到。
好恐怖，我不想在這兒，我特别害怕。
我媽第一次來看我的時候，我就在校門口大哭特哭，我媽說那咱不上了。但我最後的意思，就是，咱們學費都交了，還是繼續吧。
堅持下去，慢慢就變好了。
連成績也開始變好了，當然，其實也是被打出來的，我對那個數學老師有點陰影，他會拿皮帶抽你。
上完五年級，我就考到縣裡最好的初中。
結果，一到初中，人就開始自卑。因為那所初中裡大多數學生都是縣裡的戶口。
我一個村裡來的，都不用說話，光看穿的，看吃，就能分出來。我根本就是過了三年自卑的生活，但父母都不知道我這種心理。
那時候就開始學壞，去網吧打遊戲機，第一次去是在初二，玩街機，打拳皇。學校旁邊還有一個社區，裡面有乒乓球室，還有一個錄像廳，就是一台大電視，我有時候不回家就每天交五塊錢在這兒看碟片。
我其實從來沒看過電影，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學校露天放過《地道戰》，那天還下雨了，對電影一點印象都沒有，一點存留的信息都沒有，之後也再沒看過。
上了初中，學校會組織，去縣工人電影院看電影，當時我因為想吃棉花糖，進去比較晚，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怎麼也找到不人。
我就身處黑暗之中，特别恐慌，放的是一個黑白抗日片，演的是幾個鬼子在村裡亂竄，殺婦女，還是在我們縣裡拍的，好多梨花。
我當時對電影的唯一情緒就是恐怖。
直到剛才說在社區看電影，看錄像帶，才開始對電影有喜歡。當時最愛看的就是托尼·賈的《拳霸》，每次都看。
...其實縣裡還有一個放黃片的地方，叫“天幕”，它在一個三層樓巷子裡，特别偏的一座樓，有小窗口，你給他幾塊錢，進去就行，随便看，裡面一張老式的木桌子，放着一台彩色大電視。
縣裡那些拉三輪車的，開三蹦子的，經常來這裡看黃片。我同學就帶我去了一次，但那天沒看成，有些老頭說“不看了，看膩了，放個武打的”，結果你知道換了個啥片麼，我在多年後才知道名字——《殺破狼》。
後來我中考考了600多分，上了二中沒上一中，但高中的時候開始去網吧包宿玩CS、跑跑卡丁車，玩到每個月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成績就一落千丈，全部荒廢。
在學校賒賬太多了，身份證給扣下了，老師就找到我父親，但我真的一點課都學不下去，我也意識到我做錯事，但扳不過來，一聽老師講課我想死的心都有。
直到高中畢業，我還欠學校600塊錢，我不敢跟父母要，就跟我哥打電話求救。高考完，2008年，我就來了北京，投奔我哥。他當時在大興的工廠裡，專門做肯德基那種外賣包，我就在這工廠做了兩個月，查高考分數都是在這的工廠查的，就記得300多分。
其實我哥他原本是特長生，畫畫的，還愛表演，初中畢業彙演他還演包青天，我們全家人都去看。他偷偷來北京，最終是想學電影。
但直到那時候，電影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我還是繼續，去西安上了個大專，學機電工程模具制造。
在西安上大專的三年，每天過得都是無聊的日子，上網，睡覺，我都能感覺到自己的無聊，我能意識到這一切，但是無法改變。
2011年，上了兩年半後去蕪湖美的空調實習，是我一個朋友介紹去的。
我當時分在脹管車間，就是做空調裡面的過濾網，一片片的網格，它要銅管穿起來，壓縮成一個鋁片，放在空調的外主機裡面。一個葉片要穿10根銅管，女生來負責，我們前一個流程穿好，穿好是散着的，它需要用脹管擠壓成硬性的，把這些網片強壓力，把它凝固化，我們就負責把散着的網放在脹管下面，按開關，巨型的機器就壓下來了，壓下來之後，升上去把門打開，再把這三個放下來。
我說的你明白嗎？我的意思是，我每天都這樣。
後來我又遇到一個事件，我們一個玩得特别好的電工，他在修線路的時候，沒有保護措施，觸電了，直接摔下去，頭朝地，硬摔在車間的地面上，地面是很硬的塑膠地。
那時候我20歲，我從工廠到朋友租的房子，每天要走一條很長的路，這條路對我很重要，我就在路上走着走着開始想，我到底在幹嗎？
因為除了這條路，我在别的時候沒有時間去想問題。
我想離開，必須，馬上。
...我就又去找我哥，他當時已經當上了北京電影學院的保安隊隊長。
我把電腦賣給我同事，坐着火車就來北京。我哥去北京西站接我，坐十幾路的公交車，坐到薊門橋北，西土城路四号電影學院那一站下車。
他把我領進了北電。
03.保衛北電：電影開了光，人開始活了
回到2008年，那年我去西安上學，我哥他就去了電影學院做保安，因為他管理能力還行，慢慢就成了隊長。
當時我就住在他保安隊宿舍，就是電影學院C樓旁邊有個小屋，在角落裡，再往旁邊走就是導演系的教室了。他說你就在這待着吧，他要去上課了。
我一開始就在北京四處亂竄，逛逛公園，當年來這也沒逛過。還是無聊，我哥也覺得我無聊，就說，你去聽聽課玩吧，我就跟着學生去聽課了。
我至今記得很清楚，C樓114，電影學院最大的階梯教室，我就坐在最左邊過道的第四排。
...我聽了第一堂課，大師研究，研究李安，拉的片子是《喜宴》，她的PPT上是機位圖，講解電影裡一家人吃飯的戲。
我什麼都沒帶，就在那坐着聽，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道，就感覺自己當時越來越全神貫注，除了電影，沒有任何東西幹擾到我。就這麼聽着聽着，下課了！我竟然聽進去一堂北京電影學院的課！
你說我都聽懂了嗎，也沒有，但就是能記住老師講了什麼。
講電影，放電影，真爽，真好啊！
從那一天開始，我每天都去聽課，那時候管的不嚴，好多課都可以蹭。
但如果我長時間在保安隊住着卻不上班，會被人說閑話。而且我哥後來也不當隊長了，他想好好的上課，不想管這些事。如果還想繼續在這聽，我就要當保安。我就去這家保安公司入職了，簽合同上班。
然後我就開始上課了，頭一年是2011年，有課就上，能聽的課全聽，不管聽不聽得懂。
電影學院保安有兩個特别好的職位，一個是監控室，還有一個夜班巡邏隊，晚上拿着對講機在學校裡面竄，因為這兩個崗位不太影響白天上課，所以競争比較激烈。
...其實電影學院也沒發生過什麼大事，就是偷盜自行車特别多，丢了我就去查監控，把這個人找出來，報個警。
還有一次某知名導演的女兒的車牌找不到了，被人撬走了，我就幫她查，結果是他們班的學生惡搞她，開個玩笑，她後來知道是誰，也沒再追究。
在北電當保安，還能近距離和導演接觸，有一年呂克·貝松來電影學院，我就是“保镖”，護送他一路，還有米哈爾科夫也是我貼身保護。
因為我從小自卑，到了北電更自卑，内心是特别不想讓周圍上課的學生知道我的工作。
...當我聽說電影學院有個繼教學院可以考專升本的時候，剛過完年，我就馬上開始備考。
第二年我就考上了導演劇作方向，我還記得專業課面試時，文學系的孟中老師面試我們，他說你現在工作是什麼？我說我在當保安。他說你當保安做什麼呢？我說我現在在監控室這個崗位。他又問了我一個問題，你覺得監控室有什麼特别之處？
我就從我的角度分析監控的視角以及空間的關系，我舉了個例子，我喜歡聽徐浩峰老師的課，我知道徐老師每天幾點到學校，在監視器面前，我就從大門開始看他，從大門走到下一個路口，到C樓門口了，接着走到114，我會這樣一直跟着他。
因為攝像頭的角度不一樣，有的是固定的，有的可以搖，我就說了我的想法。
孟中老師覺得挺好的，我這就過了，錄取了。後來拍《最後的告别》，裡面監控室的元素就是我做北電保安的體驗。
...上了專升本，因為繼教學院它是兩年半，非全日制，所以我是寒假入學。但對我來說已經意義不大了，因為學校的課我基本都上過了。
可是保安的工作還得繼續幹，不然我沒有生活費啊，那時候一個月1500元，管吃住，在2012年這可不低了，他們有的人最早來的時候才800元一個月。
我是完全被電影迷住了，每天看電影看書，認知不同的體系，認知世界，早就忘了《殺破狼》。不是說《殺破狼》不好，是在那個狀态下不會再看這種片子。
這麼說吧，從2011年到2015年，四年的學習積攢時間，我相當于一般人的8年到10年的量。
有一個東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什麼都不重要，活着還有點意義最重要。
04.重返社會：一條叫“現實”的鳗魚
2013年的時候，我開始試着用手機拍短片，找不到演員，就找我同事王耀德，他一直在演我的片子，那時候他還有頭發，演到《最後的告别》頭發都秃了。
...我拍的第一個短片叫《新聞》，豆瓣有詞條，我的詞條還是《天坑人家》導演姚祖彪幫我建的。故事很簡單，就是那年上海元旦外灘踩踏事件。
...那件事對我刺激特别大，這麼慘痛，但天上還放着煙花，我覺得這個世界被割裂了。然後我找了很多新聞素材，再把原子彈第一次爆炸的畫面拼貼在一起，加上踩踏事件本身的新聞，交叉起來，結尾落在電影學院保安宿舍二号公寓的宿舍，王耀德站在窗口，鏡頭緩緩拉開，一座大樓把他包裹着，外面一群人還在開心的歡呼，“新年快樂Happy new year”，結束。
...到了2015年畢業前，已經有人找我剪輯。學校有一個機房，會有老師講剪輯的基礎操作，我就在那裡學。最主要我拍短片的時候，我也找不到别人剪，隻能自己剪，我自己剪我還沒有電腦，我還要借，那時候買不起蘋果啊。
後來有些人聽說我會剪，就找我。其實都是學生的短片，還有一些特别簡單得采訪之類的，正反打而已。慢慢我就喜歡上剪輯，特别喜歡，大家也都認我。
...現在問我學校短片拍得好的，反倒是沙漠有一個短片叫《黑魚》，祖峰演的，有點像今村昌平的《鳗魚》，講的是一個從看守所裡面放出來的人去尋找一個人。有一個鏡頭，結尾時祖峰帶着女孩騎摩托車，那個感覺還挺好。
快畢業的時候，我意識到北電是我的一個安樂窩，是我們幾個人的小烏托邦，但2015年那個過年的冬天經曆了一些事，我發生了一些轉變。
就在剛剛過完春節，我正動身回北京，當時我哥有一個朋友，他是一家人開車回北京，我媽不想讓我買火車票，她讓我跟着人家的車來北京。但我不想，跟他們又不是很熟，我特别不喜歡膈應的感覺。
最後這段路程就特别有意思，他們路上會遇到很多親戚，會去親戚家串門，就帶着我一個外人，一起串門。他們招呼我，我就很難受，結果從我家到北京停停歇歇開了将近30多個小時，原本幾個小時就能到。
我回到北電後，就在想這一路發生的事情——我真的要去社會了，不能再在這裡待了。
後來一個機緣巧合下，我參與了一部彭發監制的電影叫《虐殺12小時》，那部戲缺剪輯師。
我以為招的是剪輯助理，就報了一個助理的價， 沒想到到了現場，就我一個人剪。
我這是第一次剪劇情長片，彭發導演看了我剪的戲，覺得可以，那就咱們一起做定剪。其實我之前對彭導不太了解，後來知道他以前是“亞洲第一剪”，剪《風雲雄霸天下》《無間道》什麼的。
我以前就對自己說過，剪足夠多的片子，不管是爛片還是好片，就可以拍自己的電影。真的，我一開始就是不停地剪，剪了20多部長片。
因為我很清楚，我是什麼都沒有的人，我沒有退路，我隻能先保自己的飯碗，有的人可以在家待着寫一年劇本，我不行的。
但在空餘的時間，我還不能因為我剪的這些東西而被幹擾到，我還要積累自己。
所以我至今每天要堅持看一部電影，不要偏離自己喜歡的電影。
05.扪心自問：影像，盤問孤獨的吐真劑
現在回看，我最要感謝的是彭發導演。
他那時候問我，平時有工作嗎？我說沒有，他說你以後跟我剪片。2016年，我剪了他的院線電影，也是我剪的第一部院線電影《會痛的17歲》。
我最近剪的是一部鐘漢良和吳鎮宇的片子叫《宿敵》，講澳門的，警匪動作片。
到了2018年，我決定放下所有的工作，不再接活，全身心的做《最後的告别》。
我到了表達自己，認知自己的時刻。
我當時好多年沒有回老家了，一到老家，一看到那裡的人，我就受不了，就想哭。
就是，你覺得他們有可悲的地方，但他們又活得特别有生命力！
你愛他們，又恨他們，就這種很矛盾的感受特别撕扯我。
所以我的第一部電影，一定是童年記憶以及相關村子裡那些人的精神的變遷。
這就又說回我們這一批北電保安隊，我們可以說是北電史上最早的，最熱情的，也是最真誠的一批愛電影的保安。
我們很清楚，因為最初剛弄劇本的時候，我這幾個朋友連本子都沒有看就說弄，你拿幾萬塊錢，我拿幾萬塊錢，湊了幾十萬前期拍攝費用，創投都不走，就這麼拍了。
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們知道我們以後會做什麼。
我不知道你看《最後的告别》是不是有點割裂感，但這個割裂感是統一的，看這個片子裡每個鏡頭怎麼會跳到那麼一個鏡頭上。我的攝影就是彭發導演團隊的張瑞赓，一開始我們在一些布光的問題上也有一些矛盾，但拍到中後期，他嗨死了，殺青了都不想走，他攝影天賦很好。
彭發導演看完後說，他知道我有東西在片子裡，這種東西，就是他三十歲左右拍《無聲火》的那種勁。他記得那個勁。
拍完這個電影，其實關于痛苦記憶的那道坎并沒有過去，但我找到了和過去交流的唯一的辦法，就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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