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haed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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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第66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出現了讓全世界動容的一幕，小演員哈娜單手舉起了頒給她的金熊獎掩面痛哭，這是屬于她叔叔伊朗導演賈法·帕納西的榮譽，後者在伊朗政府的禁攝令中偷偷拍攝了《出租車》并出國參賽，伊朗政府限制賈法·帕納西的出境使得其隻得讓他的侄女代為領獎。有媒體稱贊領獎一幕是電影藝術自由的勝利，隻是人們也沒想到這種勝利會再現得如此之快。
四年後的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一樣的場景幾乎是重演，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索洛夫（محمد رسولاف）憑借電影《無邪》（شیطان وجود ندارد）獲得最高獎項金熊獎，而其本人也因無法出國由其女兒代領。年輕的巴蘭·拉索洛夫（導演女兒）拿着手機向全世界的媒體展示了被困在伊朗的拉索洛夫的遠程登場。
兩位殊途同歸的伊朗導演有如此相同的境遇并非偶然，早在2010年二者就曾因未取得許可便拍攝電影而一同被逮捕，作為“伊朗電影屆那隻折翼卻又不斷起飛的鳥”，拉索洛夫将電影用作對抗的手段，不斷将自己的憤怒與不滿袒露在世界級的舞台上。
今年戛納，拉索洛夫的長片《神聖無花果的種子》（دانه انجیر مقدس）首次入圍主競賽，作為一名曾三次在戛納入圍并獲獎的常客，這無疑是他在戛納這個舞台上最盛大的一次登場，而同樣也是伊朗政府對其最嚴厲的一次撲殺。導演拉索洛夫被伊朗政府判處八年監禁和鞭刑，并将被罰款并沒收财産，這種高壓的手段哪怕是對于這位曾多次入獄并被監禁的藝術家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不是第一次伊朗政府痛恨拉索洛夫在戛納的登場，而拉索洛夫也每次都在戛納這一國際電影節上毫無保留地顯示自己的政見與憤懑。
拉索洛夫戛納前瞻
拉索洛夫首次登場戛納是在2011年，他的第四部劇情長片《再見》（به امید دیدار）在第64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獲得了一種關注單元最佳導演獎，也提名一種關注大獎。作為首次突入戛納的拉索洛夫而言，這顯然是個非常出色的成績。
對于這部電影，拉索洛夫在其中對自身境遇的投射明顯到讓人無法忽視，電影拍攝的年份正是其首次被伊朗政府判刑的時間，律師女主角諾拉(蕾拉·紮雷飾)在電影中幾乎可以被看作拉索洛夫本人，其表現了導演對祖國悲觀而失望的态度以及那種無法逃離的悲鳴，作為一部試圖逃跑的電影，拉索洛夫顯然将那種情緒的鋪設大于了劇情和語言的設計。
我們得以在電影中一次次看到女主諾拉暗淡的側臉，陰暗色調的電影畫面可以使得女主那 “無法逃離”的絕望融入簡單的畫面之中，也讓整部電影散發出獨特的光影韻味。不喜歡這種手法的觀衆們則會認為這種拍攝手法加深了電影的平淡與枯燥。
在伊朗這樣的政體之下，将主角設立為女性顯然也有導演自己的用意，電影中除去官僚體制的打壓，還因其主角的性别而展現了那種整個社會自上而下的性别欺淩。作為女性孱弱地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中，用寵物烏龜明喻主角的心境，這些設計都給結尾并不出乎意料的命運按下了注解。
導演在這部長片中注滿了那種含蓄的無力感，将政治氛圍的陰暗以及個人力量的渺小用美學手法表現了出來。盡管劇情上并無新鮮故事，整體脈絡也不足以讓觀衆新奇，但戛納依然給這位勇敢表達不同政見的伊朗導演呈上了應屬于他的獎勵。
也許是獲得了戛納的認可，又或許是拉索洛夫本就如此憤怒，第二次帶來戛納的作品《手稿不會燃燒》（دستنوشتهها نمیسوزند）抛棄了前作中無助而無奈的情緒，也抛棄了那些謹小慎微的寓言和影射，給全世界淋漓盡緻地展現了，這個伊朗導演對這個國家機器的憤怒。
拉索洛夫此次将視角對準了曆史與現在的交錯，揭露伊朗政府曾秘密刺殺反對文人的暗黑過往，卻又在當下為了掩蓋真相可以肆意踐踏生命。導演刻意将伊朗秘密特工的監視行動拍攝得無比平靜，他們有條不紊、冷酷無情地清理異端，仿佛文化暗殺在這個已經将人權異化的國家是尋常之事，這種錯位性質的手法也使得當我們去審視幸存作家Kasra這個角色時頓感涼意。
而在兩位殺手Khosrow和Morteza中也産生了一種”暗殺行為是否符合伊斯蘭教法“的争論，這似乎是導演刻意所安排的反思，Morteza作為一名殺手顯得遲鈍且冷酷，對Khosrow所産生的不安不屑一顧，他認定鏟除異己是符合教義、符合規定的。這種盲目服從和人性之善的對撞被拉索洛夫不加修飾地拍攝出來，使得整部作品遠離了伊朗電影常有的那種，含蓄而壓抑的情緒以及如詩歌般的電影質感。而是用極強的現實表現力為這部電影定下了主基調。
讀者們也許可以注意到，在這部《手稿不會燃燒》中我無法向你介紹任何一個演職人員，除去導演拉索洛夫的大名，其餘的演職人員因伊朗的審查制度，為了安全均放棄了對電影的署名。影片是在這段平靜的叙述中結束的，沒有演職人員表，而隻是長達數十秒的黑屏與沉默。
這部直擊黑暗之作在2013年的第66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中，獲得了費比西獎。反對聲音或許會說電影的政治意義大于實際質量，過于冗長和複雜的叙事手法也使得電影的劇情大打折扣，但我們都不要忘了這是一部秘密拍攝的電影，一個高壓環境下的産物，甚至可以說是對伊朗政府的一次公然宣戰。
《手稿不會燃燒》的大獲成功激勵了拉索洛夫以電影為号角的熱情，但當2017年，他的《謊言》（لِرد）赢得了第7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的“一種關注”大獎之後，伊朗政府将鐵錘砸到了他的頭上。同年9月，在他從戛納回到伊朗後，政府沒收了他的護照，并通知他不能再拍電影。
引起伊朗政府震怒的這部《謊言》同樣是拉索洛夫躲避着電影警察而偷偷拍攝的，他離開了德黑蘭前往伊朗北部完成了整部電影。與他命運相似的伊朗導演賈法·帕納西，鐘意于在自己的電影中自導自演，和他不同的是，拉索洛夫卻更喜歡用主角隐喻自身的境遇。
《謊言》中的男主雷紮(雷紮·阿克拉吉拉德飾)也是一名被迫離開德黑蘭前往伊朗北部的樸實百姓，他與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在一個農場養金魚，過着一種看似平靜的與世隔絕的生活。
但拉索洛夫想表達的那種批判性并不會因你遠離城市而有所改變，腐敗與權力濫用問題如蛀蟲一般侵蝕了整個社會，他所在的農村在各個層面都充斥着腐敗，這讓他無論走到哪裡都面臨着戰鬥。堅定的雷紮拒絕向這樣的規則低頭，正如本片英文片名所述的那樣，“A Man of Integrity”，他無疑是一個正直的人，但就是這樣一個正直的人在用正當手段對抗企業和當地政府中屢屢受挫，最終甚至影響到他的家庭和孩子。
電影中時常穿插着雷紮在遠離外界的私人時刻，通過獨自洗浴時自殘以及偷釀私酒等鏡頭暗示他渴望逃離現實，以及無法擺脫現實中那個腐朽社會的無力。《謊言》中的政治社會描述是直白而有力的，因此也有媒體稱其是一部“關于腐敗和不公正的緊張、憤怒的電影” 。我們可以從海報中看出拉索洛夫的情緒，主角雷紮身體對着川流，回頭斜視着觀衆，臉上帶着憤懑和痛苦。一個正直的人怎會在這樣的社會受盡欺壓，這是導演所傳達的疑問與不滿。
也正是因為《謊言》中對伊朗社會的描繪，2019年伊朗革命法院以意圖颠覆國家為罪名判處拉索洛夫有期徒刑一年與禁止出國二年，這也正是文章前段所提到的拉索洛夫以遠程形式出席柏林金熊頒獎禮的原因。
神聖無花果之種
而當我們将視野放到入圍第77屆戛納主競賽并最終取得了特别金棕榈獎的《神聖無花果之種》時，我們看到拉索洛夫的戰鬥性依然不減，甚至有更為強烈的表達欲。
從劇情上而言，在這部168分鐘的長片裡拉索洛夫巧妙地塑造了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男性角色，即父親伊曼。在職業上他身為伊朗革命法庭的調查員，負責案件調查并審判，同樣地，他也是一名忠誠的教徒，當大女兒在閱覽牆上的照片時，伊曼指出他的動作是對于真主的“屈服，信仰和無條件的服從”。
而在家中，伊曼也依然是毫無疑問的掌權者，因為他的職業需要，全家的搬遷與保密需求都聽從于他，妻子Najemh無條件地簇擁以及兩個女兒Rezvan和Sana對他的唯命是從都是他在這個家庭掌握至高權力的體現。
我們不難發現，伊曼就是拉索洛夫所想要打造的權力集成，一個集合了神權-公權-父權的利維坦式的怪物，從這個角度的切入我們也不難理解伊曼為何在劇情的走向中以一種《閃靈》式的方式最終走向癫狂和滅亡，正因“伊曼”就是拉索洛夫所想要唾棄的。
我們從電影的海報上也可以發掘出映襯我們觀點的一點，整張海報的所囊括的人物，隻有鏡頭聚焦到的女兒Rezvan和Sana以及背景的母親Najemh，伊曼作為全劇的核心推動人物被故意地排斥于聚光燈之外，這正是拉索洛夫對所謂“權力”的反抗，“你越是妄圖掌握極緻的權力，我便越是運用攝影機将你排除在外。”我們仿佛在銀幕之外聽到了導演的如是說。
在故事的推進上，德黑蘭爆發示威遊行的大前提下，伊曼丢失的槍使他逐漸極端而變成了一個權力的絞殺機器，從影片初期拒絕簽不明案件字的正直法官，到為了尋槍而對家人處以私刑的病态父親，我們得以眼睜睜地看到伊曼的父權地位是如何被公權所入侵的，而他對自由意志的漠視也在拉索洛夫的故事裡最終反噬了他。
毫無疑問，拉索洛夫的每一幀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影像，我們也可以從他之前入圍戛納的序列電影，以及直到現在的《神聖無花果之種》中，看出在一個影像更加碎片化的當今社會，他是如何處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政治傾向以及新的影像形式。
在情緒烘托上，拉索洛夫沒有大費周章地去用影像複現“示威與遊行”，也有可能式受制于他的藝術創作始終在政府的高壓之下。導演選擇了在影片中穿插大量的網絡短視頻以呈現示威遊行的第一狀态，這樣的插入是生硬的，但是在畫面的設計中這其實很精妙地構造了一個“密閉的空間”。
當劇情轉向Rezvan的朋友被警察打傷而偷藏于Rezvan家中時，鏡頭遊走于家中的各個房間之間，母女三人對受傷者的同情與父親伊曼所代表的公權在房間内悄然發生着分裂，而關于示威遊行的短視頻素材在影片中端的插入，實則充盈了這個“拒絕承認外部世界變化”的家庭，也暗示着最重要的角色母親Najemh由支持伊曼代表的公權轉而支持女兒的變化，我們當然可以将這個屋子裡的變化簡單地看作一段劇情插入，但當導演是拉索洛夫時，我們很難不去聯想到，這種“閉耳不聽”的密閉式環境塑造，實質是對于伊朗整個國家現狀的暗示。
相比于被簡單地稱呼為一名電影導演，拉索洛夫更像是文藝界少見的一名電影鬥士，他始終堅持着在強權和高壓中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态和觀點，堅持用電影藝術進行自由表達。
伊朗政府用監禁和刑法應對拉索洛夫，拉索洛夫就用電影反擊，二者的對抗來回持續了十年，拉索洛夫不斷被逮捕，但又不斷拍攝電影，而這種抗争的結果就是，拉索洛夫在國内被判處多項罪名，而他的作品則在歐洲三大電影節獲獎不斷，而拉索洛夫也通過逃離伊朗來闡明了自己的态度。
拉索洛夫的人生履曆被自己的電影成就和入獄記錄分割成了近乎獨立的兩部分，一塊是國際上受盡榮華的著名導演，另一塊卻是在祖國不斷淪為階下囚的悲慘境遇。面對着《神聖無花果的種子》在今年戛納主競賽獲獎，但拉索洛夫在伊朗國内被判決有罪監禁的現狀，作為觀衆我們好像無法明白幾部電影對政治的影響力究竟是否如此之大。我們隻能殷切期盼于，若是在一個能夠自由創作的電影世界裡，穆罕默德·拉索洛夫将不再會是一隻折翼的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