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臭氧層受損、紫外線輻射極強的末世，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一條不屬于任何人的狗，一個被創造出來照顧狗的機器人，在廢土中求生，電影《芬奇》講述的故事就是如此簡潔，卻是一部結合科幻片、末日片、公路片三個大類别的，體量長達兩小時的長片。有别于科幻片中普遍的人與機器人的二元對立關系，有别于末日片中普遍的對“比末日更恐怖的是人心”這一主題的凸顯，亦有别于公路片普遍的自我救贖情結，實際上講述了一段父與子關于信任與成長的曆程。《芬奇》這部溫情的電影的出現，為疫情中的人類帶來了一次抽離于現實的療愈體驗。

一、末世語境下的創新——反人機二元對立

自以機器人為主題的科幻題材電影問世起，人機關系就受限于階級對立或依賴、滲透、融合這兩種叙事裡。機器人題材的創作者首先賦予了機器人人類的仆人這一角色，阿西莫夫在短篇小說集《我，機器人》中撰寫的機器人三定律（第一定律：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個體，或者目睹人類個體将遭受危險而袖手旁觀;第二定律：機器人必須服從人給它的命令，當該命令與第一定律沖突時例外;第三定律：機器人在不違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況下要盡可能保護自己的生存）将機器人嚴格限定為為人類欲望服務的工具。基于主仆這一對立關系，機器人自我意識覺醒後對人類的複仇成為了這類科幻片的一大母題。在黃建新導演的科幻片《錯位》（1986）中，主人公趙書信疲于應付升職後無盡的會議與文件，遂創造了一個複刻他的模樣的機器人替他完成工作。在機器人插足趙書信的情感生活後，機器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在底層與被奴役的價值觀下展開反叛。

同樣，在《2001太空漫遊》（1968）學會欺騙的電腦HAL，以及《機械姬》（2014）中不斷撒謊通過圖靈測試的機器人伊娃，《銀翼殺手》（1982）及《銀翼殺手2049》（2017）從出廠就被灌輸服務人類、不許産生人類情感的複制人，人類與機器人兩個˙主體的對立性本質都是階級的對立，服務與被服務的對立，這類科幻片将人機關系框定在了對立這一層面，任何機器産生類人的行為或情感都被認為是一種威脅。

後人類時代中大量人工智能投入到人類的日常使用，普通人被大數據推送裹挾，Siri、小度、導航都是人觸手可及的人工智能，這一現象反饋在電影屆表現為一大批模糊人類與機器差異的電影湧現于世，人和機器的關系和可能暧昧難分成為了科幻電影表達的主流範式。《人工智能》（2001）中具有人格的機器人大衛渴望變成真正的人類小孩獲得母愛，《她》（2013）中一個蔓莎作為一個隻有聲音形象的人工智能與它的用戶西奧多相愛，機器人滲透進入人類的日常生活，人類對其産生依賴。這類電影中的機器人被要求盡可能模仿人類行為以及情感，經過自我意識的覺醒，機器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産生疑惑，探讨人與機器人的倫理關系也是科幻片的另一大母題。

對立或是融合都隸屬二元對立，但《芬奇》這部影片是反人機二元對立的，芬奇與機器人Jeff的關系更像一種文明更叠的接力，二者的關系可以看作是一個文明的縮影，狗在裡面充當其他依附于人類生存的系統的縮影，而整個故事就是AI從将死的人類手上接過文明傳承的故事。柏拉圖的《法律篇》中“讓我們假設我們每一個活着的生物都是神的一個巧妙的提線木偶，或者是作為他們的玩具而設計出來，或者是為了某種嚴肅的目的而設計出來的，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所寫的關系正類似于《芬奇》中機器人Jeff和它的造物主芬奇的關系。Jeff被創造的目的是慢慢成為下一個芬奇的複制品，它承載了芬奇的使命擔當且延續着人類品質中的信任、責任。Jeff從學步到開車到執行任務以及最後能用“主觀意識”思考問題，無疑像是一名出生嬰兒到長大成人的過程，但傑夫的使命注定是出生後的第二天就要長大成熟，顯而易見诠釋着人類對智能機器的依賴和苛刻要求。Jeff雖沒有像人類一樣思考的大腦，跳動着的心髒，但是它胸口镂空的設計，都留給了狗狗開罐頭，這也注定了傑夫的誕生就是為芬奇所設計使用，肩負時日不多的芬奇的期望，把所有的呵護和愛都給了狗狗與第四條定律主人不在優先保護狗狗相得益彰。

二、父子信任建立與彼此治愈

芬奇、狗、Jeff、Dewey，一人一狗兩個機器人在一架房車中踏上躲避災難的求生之路，末日使他們産生連結，生命和生命彼此相互映照，伴随Don Mclean具有美國七十年代鄉村音樂特色的歌聲，結合末日廢土城市的視覺特效，設置一對互不完美的陌生人建立信任的關系，再加入食物短缺、車輛受損等經典情節，《芬奇》因這些條件亦成為了一部具有創新性的類型片，祛除科幻外皮的遮蔽，整部電影就是一部父與子關于信任與成長的公路片，可以看作一位父親将自己在世間打拼的經驗教給自己的下一代，并把自己最重要的唯一托付給他。而科幻在其中的作用更多的是起到把環境推向極端，讓矛盾更加容易被觸發，令情節更富趣味性。

這類展現“父與子”關系的公路片都具有一個特質，即年長者作為強勢一方，基于與作為弱勢的年幼者一方某些相似的成長經曆，遂達成彼此的某種共情與身份認同，完成雙向奔赴式的療愈。電影《完美的世界》（1993）的人物關系完全契合上述特質，被拐小孩的家庭中父親缺席，罪犯在童年承受來自父親的家庭暴力罪犯在逃亡路上承擔父親的角色言傳身教使小孩經曆了一次特殊的成長體驗；《菊次郎的夏天》（1999）中不靠譜的大叔帶小孩正南找媽媽，大叔在童年也經曆媽媽的不辭而别，這一場夏天的公路之旅成為治愈二人心靈的良藥。

《芬奇》中的人和機器人不可能具有類似的童年創傷，但影片中Jeff最終能通過自我意識學習并表達屬于人類的情感，同樣基于共情以及身份認同。電影全程沒有表現Jeff詢問“我是誰，從哪來，到哪去”，但全程都在審視與探讨着這三個問題。當芬奇首次帶領Jeff下車執行任務，Jeff提到了莎土比亞，并且通過鏡子審視自己，這是Jeff擁有自我意識的初級體現，即對自我主體性的認同。當Jeff披上綠色大衣的那一刻，這寓意着它對人類産生了身份認同。當Jeff火化芬奇的屍體，接過照顧狗的指責後流露出的孤單感，這是父子傳承關系的最大體現。

整部片子中，芬奇吼了Jeff三次，第一次是因為Jeff偷學開車，芬奇讓他明白了人類及自然生物在烈日下的脆弱；第二次則是Jeff帶着Dewey去醫院給芬奇找藥，Dewey踏入了陷阱被夾成了廢鐵，他首次意識到了人類的危險；第三次則是他們為了躲避追擊撞爛了房車頂的太陽能電池闆，芬奇感到絕望的時候，Jeff真正成長了起來，反向輸出着信任與鼓勵的能量。芬奇在人生的最後，留給了世界自己的遺産，Jeff和狗狗，也是他精神的延續。對比傳統機器的拟人關系，這種父子關系破除了人類的本體論，模糊了人與機器之間的界限，使得人們開始去質疑人或機器這樣的先在定義,重審二者的主體性。

由此可見，《芬奇》中的人機關系含義十分豐富,除了突破傳統的人機對立、融合的關系之外，電影文本類型的多樣性也為讀解提出了經典科幻片分析以外的其他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向我們展現了人類與機器人情感的多樣性，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信任與成長，以及生命關懷生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