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聖母》中的教廷特使在對巴托洛梅娅刑訊逼供前,驟然說出了如下台詞:“即使是聖女貞德,在這些刑具面前,也都承認了所有的罪,沒必要假裝你比聖女貞德更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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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範霍文的《聖母》,很難不讓人想起呂克·貝松的《聖女貞德》。從具體場景和情節脈絡上來看,兩部電影有着極為相似的一面,尤其是兩個主角:她們自幼都對宗教無比虔誠、曾見識并施展過“神迹”、經曆過相同的“死而複生”、深受愚昧群衆的擁護、曾一度攀上地位高峰旋即又遭背叛、審判,直至都面臨火刑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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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聖女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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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聖母》

而不同之處在于:貞德的行為驅動力源自親人被殺的仇恨,血債血償的渴望外化為戰場上的國家榮耀;而貝内黛塔的動機則出于對權勢的向往,其中也包括個人情欲的滿足——這顯然都是非常私人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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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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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貝内戴塔

因對私人欲望的着重呈現,影片《聖母》的中文譯名或許就顯得不大貼切,倒不如港台的譯名《聖欲》。

雖說《聖母》更清晰地點明了影片的意大利天主教背景,但在當下的中文輿論語境裡,“聖母”二字往往有個後綴,并與“白左”連用,這就可能給一些人帶來某種誤解:似乎這一有史可查的“歐洲首例”女同性戀故事,能與時下大行其道的女權主義或身份政治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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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聖母》改編自曆史學家朱迪絲·布朗的調查報告

某些評論從女性主義出發、以LGBT群體對父權和神權壓迫的反抗角度來解讀這部電影,不能說不對,但偏離了影片濃墨重彩的“人欲”主題。相反,港台譯名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根本就沒有“聖欲”這個詞,将“神聖”與“欲望”拔至同等的高度,所謂神聖的欲望,那它到底是一種神聖還是一種欲望?——這才是影片《聖母》提煉出的最大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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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或宗教壓迫,真的不會是耄耋之年的保羅·範霍文所關心的事情(或許原著如此),若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他的微言大義,多少會有些理不順、想不通的情節。不妨詳細說:

表達:女權與宗教不是重點

影片《聖母》當中果真有愛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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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燃燒女子的肖像》《打開心世界》《菊石》等讴歌女女愛情的電影不同,貝内戴塔與巴托洛梅娅之間的“愛情生發”過程宛若幹柴烈火,真可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兩個人:一個出生優渥,一個來自底層;一個信仰至高,一個生存至上;一個是主動離家,身體和欲望從小被壓抑;一個是身陷家庭的囹圄,常年與父兄有染的亂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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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遇和反差如此懸殊的二人,當前者以上帝的姿态将後者拯救出來、當從未覺醒過的欲望遭遇經驗豐富且被男性傷害過的欲望——這就注定二人的“愛情”是供求關系上的“欲大于愛”。我們不妨借用《蘭心大劇院》中引用的尼采的說法:貝内黛塔與巴爾托洛梅娅之間“愛的不是欲望對象,而是欲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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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欲望不是“對象”而是“本身”,所以這“愛”就成了以我為中心的“本能”,來去皆由我——就像貝内黛塔起初将巴托洛梅娅的勾引當做對自身信仰的威脅時,毫不留情地任其将手伸進滾燙的開水鍋;也像巴托洛梅娅再一次面臨生存威脅時,像當初毫不猶豫地背叛父親一樣,背叛了自己的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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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反複無常、各取所需的“愛情”,與所謂的“女性主義”到底有着多大關系呢?

而認為《聖母》體現了反宗教壓迫的人,則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貝内黛塔這一角色是憑什麼身份、如何打倒以教廷特使為代表的宗教權威的呢?——宗教身份。而倘若沒有聖母的光環加持,以及普羅大衆的盲信,她又如何能在最後一刻反攻倒算、死裡逃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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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影片中展現的宗教,更多是作為政治的延伸和工具,而缺乏神學上的意義。我們看到:除了蒙昧的群衆和基層的修女以外,所有手握重權的上層宗教人士,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都不是信仰,而是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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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夏的教長滿腦子就一個念頭:往上爬

就像小鎮佩夏的教長,他之所以力排衆議認定貝内黛塔是“天選之女”,就是想以此來提升默默無聞的佩夏的知名度。而如此一來,不但會讓修道院名聲大震,引來更多民衆的目光,自己也有望獲得教廷的經濟嘉獎和晉升機會。影片中老院長菲麗西塔的一段台詞可謂一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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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看得如此通透,菲麗西塔雖對貝内黛塔的“聖痕”有所懷疑,卻也為了修道院的前途甘願退位。其實再影片開場,當老院長與貝内黛塔的父親就“貢品”的數額讨價還價時,我們大概就能了解到菲麗西塔是何許人也:她更在乎的是修道院世俗層面上的利益輸送,而非對上帝的虔誠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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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從佛羅倫薩遠道而來的教廷特使:此人甫一登場,就一副窮奢極欲、道德敗壞的嘴臉。他由女傭侍奉(導演還不失時機地給了女傭一個當衆産奶的鏡頭),一面大快朵頤,一面不斷地向老院長聲明着自己的權威——以上的所有人,都在以宗教之名,行利己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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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例外的是老院長的女兒克裡斯蒂娜。她向衆人指控貝内黛塔僞造聖痕,固然有因母親失勢而産生的怨恨,卻也是真心對貝内黛塔的亵渎行為感到不安。克裡斯蒂娜絕非腹黑之人,否則不會無視母親的警告、“不識大體”地自投羅網。

影片中還有一處細節,可見克裡斯蒂娜的善良:那就是當貝内黛塔逼迫巴托洛梅娅繼續從開水鍋裡撈紡錘時,是克裡斯蒂娜及時阻止并将後者送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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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毫無政治頭腦的單純修女,最終卻落得衆叛親離、含冤自盡的下場。保羅·範霍文導演對信仰的諷刺可見一斑。最諷刺的一個場景來自教廷特使趕往佩夏途中,有個感染黑死病的人攔車求助。教廷特使毫無憐憫地打發他“去找你教區的神甫”,那人回答說“我就是教區的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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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其說範霍文想展現中世紀宗教對人性的桎梏和人民對宗教壓迫的反抗,不如說是直指人心本身的虛僞與陰暗。

既然宗教與女權都不是重點;那麼,範霍文真正想探讨的話題是什麼呢?——是人性。

影片《聖母》基于人性的政治表達和心理學内容,要遠大于它具體的宗教背景和同性情愛。集中體現這一點的,是影片的核心人物:貝内黛塔。在她身後暗藏着保羅·範霍文不願明說的潛台詞:“存天理、滅人欲”的宗教是騙人的,宗教隻是政治的手段。而成功上位的政治人物往往都這麼幹——既要天理,更要人欲。最好是讓人欲與天理“合二為一”,就像聖母像同時也可以作為自慰棒。人欲有多大、天理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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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就從心理學的角度談談這個問題。

心理:當天理與人欲合一

很多人覺得,相較于其他人,貝内黛塔這一形象十分暧昧。這從她的扮演者維爾日妮·埃菲垃那模棱兩可、陰晴不定的神情中,我們實在看不出,這個人的一系列行動到底是出自無比虔誠的信仰,還是處心積慮的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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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母”深不可測的心機比起來,巴托洛梅娅實在太嫩

其實,這麼想就是低估了人性深處的複雜性:堅信自己與愚弄他人之間矛盾麼?所以貝内黛塔既是真誠(對己)的、也是狡詐(對人)的。而早在他愚弄所有人之前,她就早已經把自己給“愚弄”了。因此所有的蓄意而為,也就成了“天命歸我”。這樣的妄人也好、狂人也罷,曆史上少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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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貝内黛塔目睹“神迹”的幾次幻象中,便大緻可以梳理出她将自己的“人欲”與宗教的“天理”合二為一的過程:

她被剛進入修道院的巴托洛梅娅親吻後,第二天又被後者觸碰身體時,馬上看到自己被毒蛇纏繞的幻象:蛇在《聖經》中是魔鬼和欲望的象征,是誘惑夏娃偷吃禁果的始作俑者。這反映貝内黛塔内心的糾結與負罪感,她渴望耶稣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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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後貝内黛塔向神父告解,訴說自己的“恐懼”,神父指引她應從“苦難中重獲喜悅”——這便是她懲罰巴托洛梅娅“受苦”的原因。可随後老院長又向貝内黛塔點明:受苦是指自己受苦,而非别人。于是貝内黛塔便“怪病纏身”,痛苦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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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托洛梅娅第二次親吻病中的貝内黛塔後,她再次看到“耶稣”從強盜手中拯救了自己。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也是強盜假扮的。因此,當“耶稣”要求她獻身時,貝内黛塔斷然拒絕。耶稣的面目模糊說明她此刻的信仰有所動搖,内心沖突正在加劇:處于天理與人欲的激烈交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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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巴托洛梅娅主動照料起貝内黛塔的起居,并意圖窺視她的躶體時,她說:“我們無權在其他人面前裸露身體”。當晚她在夢中再次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要求她除去衣物,與自己的手腳“合體”,并宣稱“我所到之處,并無羞恥”。随後,貝内黛塔的四肢出現了“聖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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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恐懼”到“交戰”到“合體”,貝内黛塔看到的幻象與她跟巴托洛梅娅的關系演變高度契合。“聖痕”終結了“羞恥”,帶來上帝默許下的内心寬慰。至此,貝内黛塔邊真正地掃清了人欲與信仰的“統一”之路。至于其後額頭上出現的“聖痕”,更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當貝内黛塔正式成為修道院長的那一天,她也終與巴托洛梅亞坦誠相見、盡享魚水之歡。正所謂: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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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範霍文是這麼向維爾日妮·埃菲拉诠釋她的角色的:“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她要相信她所看到的和所說的。如此說來,她真的看到了耶稣,但實際上,她看到的是她所需要的那個耶稣。打個比方,就好比她的大腦有一半負責真實生活,另外一半則在操縱他人,獲得她想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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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範霍文與維爾日妮·埃菲拉

按心理學上的話說,這是個深度自我催眠的過程。而按病理學上的定義,這是颞葉癫痫症。因此,貝内黛塔絕不會也無能力承認自己的“聖痕”是僞造的——她的心理防禦機制隻能說,那是上帝之手施加于她的神恩。

因為“聖痕”象征着對她的性欲,以及随後而來的更大欲望的事前“懲罰”和事後“豁免”,“聖痕”若是假的,那她之後借機上位、赢得權勢和信衆的一系列行為就都喪失了合法性。“假作真時真亦假”,能騙過自己,也就騙過了全世界。更何況,欺騙自己、甚至騙一輩子,還能叫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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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克裡斯蒂娜的指控,貝内黛塔“真心委屈”

保羅·範霍文對貝内黛塔的心理刻畫可再與《聖女貞德》進行比較。隻不過,相較貝内黛塔将人性與神性合二為一的“泥足深陷”,呂克·貝松則是人性與神性逐漸分離的“迷途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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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斯汀·霍夫曼對貞德說的話,同樣适用于貝内黛塔

貞德自幼年起看到的耶稣一直是“白衣天使”的形象,從小孩長到大人。耶稣的形象第一次發生變化是貞德曆經了戰場的血雨腥風、屍橫遍野後。此時的耶稣突然流血,質問貞德道:“看看你對我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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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耶稣的第三個形象竟化作達斯汀·霍夫曼飾演的“撒旦”,他步步緊逼地迫使貞德直面内心深處的秘密與恐懼:她并不是在以上帝之名戰鬥,而是以自己之名。這緣自她越燒越旺的複仇心理和對沒能救回姐姐的愧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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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足夠虔誠,信仰便為我所用;隻要深信不疑,我便可代天行罰。就像影片中克裡斯蒂娜所發出的那句良心拷問:問題是究竟誰在解釋上帝的旨意?比“合二為一”的心理更為糟糕的是,合二為一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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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内黛塔說自己與耶稣交換了心髒,這一心髒沉重得讓她“重負不堪”。當一個人身居高位、手握大權,同時又生就一副“聖者心腸”,無疑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就像那個寫下“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人,一轉眼是可以屠城的。因為我就是那個“天道”,而“天道無常”,罪不在我。隻要我初心不改,那幹什麼都是合理的。

通過一個修女的血腥上位史,保羅·範霍文最想說的,其實是掌權者的責任問題,以及以這樣的政治人物去推翻上一個“黑暗統治”,将會引發怎樣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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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所有人都是犧牲品

所謂“宗教是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鴉片”即是政治話語,因為這話其實來自列甯而非馬克思。在中世紀神權政治背景下,宗教的确作為一種系統化、體制化的統治術而存在。權欲熏心、唯利是圖的上層人士,利用底層群體的無知與恐懼來欺騙、控制他們。諷刺的是,作為宗教勢力的反叛者,貝内黛塔依靠的手段依然是欺騙,利用的仍是群體的盲從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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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她身陷險境或即将被揭穿的時候,耶稣都會恰逢其時地附身于她,這讓她屢屢化險為夷、轉危為安。額頭出現“聖痕”令教長下定決心以她取代老修道院長時如此;面對克裡斯蒂娜的揭發、迫使神父對其施加鞭刑時如此;性工具被發現、指責教廷特使渎神,并詛咒其不得好死時也如此;在即将遭受火刑的千鈞一發之際,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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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觀察貝内黛塔在向公衆發表“懲罰即将降臨”的最後演說前的小動作,保羅·範霍文雖未明确拍出,但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寬大的衣袖下面,貝内黛塔手上的小動作。随後她張開雙臂,獻血從掌心汩汩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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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罩在死亡陰影下的驚恐群衆被她的話蠱惑,爆發了大規模的騷亂,教區特使被亂刀捅死。巴托洛梅娅将貝内黛塔從火刑柱上救下,發現了地上破碎的瓷片——至此,明眼的觀衆都能猜出是怎麼回事。就像教區特使臨死前對貝内黛塔說的那樣:到現在為止你還在撒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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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哈内特說過:“電影是每秒24格的謊言。”貝内黛塔絕對是自己和他人人生的絕佳導演,她有能力将自己的幻覺和理想公諸于世并使人相信——僅憑這點,她便從一群自私自利的權勢人物中脫穎而出。

她是深谙欲望和操縱群衆的權謀大師;無情蔓延、吞噬一切的黑死病,則成就了她的彌天大謊和最終勝利。古往今來,多少政治家都是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和表演型人格——雖然他們自己未必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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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貝内黛塔就是曆史的勝利者麼?不。這勝利恰似她與巴托洛梅娅之間的情欲,依舊是來去匆匆、非常短暫,因為健忘的群衆永遠都是善變的。今天你還是人們的大救星,而明日就是人人喊打的喪門星——恰如感染了黑死病的前院長,隻能在無人注視下,以一己之軀獻上最後的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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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妨回過頭去想這樣一個問題:黑死病到底是怎麼來到佩夏的?——是由感染了黑死病的教廷特使和前院長帶來的。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上層人物的爾虞我詐、争權奪利——如果前院長沒離開佩夏,特使好端端在佛羅倫薩呆着,這一切根本就不會發生。

卷入政治權鬥的漩渦,所有人便都是犧牲品。

我們再一路往前推:老院長本已甘居二線,之所以不顧自身安危地前往佛羅倫薩,還不是因為女兒之死受到的重大刺激?而原來,口口聲聲要拯救佩夏的“聖母”貝内黛塔,才是一切罪愆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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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出于自保的需要,她下令将小鎮的大門緊閉(這也是基于自身地位與民衆安全的“二合一”心理),可惜大門最終還是打開了。她沒有盡到保護一方人民的責任。“隻要我不死,你們便都得救”,貝内黛塔如是說。

可最後的結局是什麼?隻有她和巴托洛梅娅逃出生天,克裡斯蒂娜、老院長和教區特使皆因她而死。就連整個小城佩夏,都遭遇了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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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城的人,都淪為了幾個人表演舞台的背景闆和權力鬥争的犧牲品。這何止是宗教虛僞,明明是政治虛僞、人性虛僞。所有的一切都是欲壑難填的謊言。

而掌權者究竟要如何肩負她所承諾過的責任?保羅·範霍文的答案是——她肩負不了。

即便革命終于成功,前一個腐朽而又堕落的統治階級被暴力推翻,即便繼任者懷揣着一顆聖人之心,無比虔誠的笃信、踐行她看到的一切,她也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好,而是更糟——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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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曆了如此沉痛和慘烈的教訓之後,人是否能夠反思和覺醒?大概率不會。君不見:影片結尾處,喪失權柄、一無所有的“聖母”還是要抛棄愛人、義無反顧地回到她心心念念的那個索多瑪。她的執念比天還大,她的生命早已離不開天選之女的幻相滋養。經此一“疫”,她不會清醒,隻會更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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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死傷無數的今天,我們務必要警惕《聖母》的悲劇重演,以及“聖母”這樣的人物再度重現——這才是保羅·範霍文的人間寓言。

這則寓言非常傳統,雖然頂着反傳統的“大尺度”帽子,并且煞有介事地裹上了一層女權與宗教的外衣。但内裡流淌的,還是亘古不變、愚昧自私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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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紀揚;公号|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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