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飛的女孩》驚到我了。我吃驚的是:文晏的創作水平竟跌至如此程度。這就好比......一個尖子生,一模考了690(《嘉年華》),二模考了390(這部),這不正常。

我不太理解這件事,後來努力想了想,勉強找到兩條理由——這個稍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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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想飛的女孩》也不算“一無是處”,有一個鏡頭設計還是體現出文晏的水準:

影片結尾,劉浩存淹死在海裡,鏡頭拉升,文淇徒勞地在大海中搜尋她的身影,終至自己渺小的身軀也與海水融為一色......畫面搖至岸上,兩個毒販的身形倒是清晰可見。這時警笛響起,警察趕到,毒販束手就擒。

俯瞰是種上帝視角,這個畫面的表意是:看見沒?這個殘忍龌龊的世界,女性就像落入海中的一滴水,瞬間被吞噬得無影無蹤,唯一在乎她、苦苦尋覓她的也是“渺小”、“不被看見”的女性。而罪魁禍首——岸邊的男人明明一手釀造卻默默注視這一切,事不關己、無動于衷。正義也是姗姗來遲(警察若早到一會兒,說不定能一起救劉)。

不管這個表意會不會讓部分男觀衆不高興,單就這個鏡頭的設計和完成度而言,還是不錯的。

可惜除了這個鏡頭,《想飛的女孩》還有什麼優點,恕我實在沒看出來。這部電影的大部分鏡頭設計,都特别可笑。如:

所有高飽和、高亮度的閃回畫面,拍的都很差。就像上一秒,劉浩存和文淇在玩旋轉飛椅。下一刻,幻化出她們兒時的模樣——如今的八點半電視劇,都不敢這麼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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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吸毒爹借錢未果,從門縫向劉浩存咆哮發飙的鏡頭——這是在模仿《閃靈》傑克·尼科爾森的“here's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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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那個海邊毒販現身的鏡頭:隻見四條大腿突然入畫,遠景中的劉浩存和文淇回頭一看開始奔跑,于是近景的四條大腿也開始跑......實在太傻了。

文晏大概是想凸顯:男人(男權)勢大、明目張膽侵害女性。但這種設計得據情節來,不能“玩抽象”,否則就很滑稽——片中毒販的弱智無能形象,撐得起這麼晃眼的“胯下”示威麼?且你要這樣拍,最好是别讓他們動,一動就滑稽。應該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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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物質》

聯想《嘉年華》,我認為這是種創作偷懶和創作惰性。《嘉年華》不是也有一場大海追逐戲麼?(同樣是耿樂在追他被性侵的女兒)《嘉年華》不是也有瑪麗蓮·夢露的巨型“胯下”雕像麼?問題《嘉年華》那倆場景的具體表意都是啥啊?就算留給導演的印象極深,也不能由着創作慣性直接挪這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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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笑的是全片最後一個鏡頭:文淇重新回到片場當武替,收拾完群男人後“啪”一定身,鏡頭上推,一行熱淚從她眼角滑落,文淇露出神秘而欣慰的笑容,随即一個翻身下樓,直接飛了......是真飛啊,跟蝙蝠俠一樣。好個“想飛的女孩”——這下終于不必擔心有文化隔膜的柏林評委看不懂了!

對比一下《嘉年華》最後一個鏡頭:同樣是文淇騎着電瓶車“飛了”(從買春生意中逃走),和被拆掉的夢露雕像一起飛馳在通往自由的高速路上——你就說這倆結局的創意(文淇和雕像都是被男人凝視的)、批判性和展現的希望差哪去了?一個導演的前後創作水平怎麼會反差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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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文晏的表意,但《想飛的女孩》這一結尾傳遞出的信息是:一個受盡欺辱的女孩最終要如何自救、如何飛翔?靠兩點:

1、吊威亞。

2、顱内想象。

可文晏忘了件事情:“吊威亞”在片中一開始并不是“想飛”的意象,而是受壓迫的意象。文淇作為武替,冒着女性生理期一遍遍被男導演用威亞從水中吊起,這是在表達壓迫。那結尾文淇又靠吊威亞來表現“想飛”是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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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導演,這種粗疏大意的錯誤是能犯的嗎?不過想想也是:本來文淇雖然辛苦,但好在隻需養活自己一個,結尾直接添一孩子變“繼母”了,那還怎麼“飛”?“想飛”不靠幻想靠什麼?

文晏的腦子是亂的。我不想接着批評這部電影有多亂,隻想分析下此番導緻文晏“淩亂”的原因。

一、太想把電影拍好,感情過于投入。

這話乍聽起來挺反常識。我的意思是:作為掌控全局的導演,更多該冷靜算計、“理性投入”而非“感情投入”。《嘉年華》的最大優點不就是清醒的克制麼,所以它展現的黑暗才令人不寒而栗,女孩兒的遭遇才令人無比震撼;怎麼到了《想飛的女孩》,就隻會讓劉浩存和文淇動辄聲嘶力竭、抱頭痛哭了呢?

感情投入是演員的事,不是導演的事,作為導演,一定要和片中的角色、角色的處境保持距離,如此表達才會克制、才會精準,而不是自己都完全移情于她們、成為她們,那就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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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想飛的女孩》一上來,就是劉浩存被毒販各種暴打的鏡頭,反觀《嘉年華》,劉會長的手下毆打文淇的鏡頭,根本沒從正面拍攝。就問這兩場戲,哪個更令人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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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個例子:有沒有人覺得電影開篇文淇反複落水、反複濕身的情節太長了?——文晏不會嫌長,她是真同情她劇本中的人物,恨不得觀衆一上來就能和她的角色深深共情,體驗和文淇一樣在岸上瑟瑟發抖、嘴唇哆嗦的感覺。所以她就愣是把這一簡單場景拍了這麼長,其實砍掉一半,“劇組剝削女演員”這層意思照樣能傳達出去。這種表達過度+冗餘的情況就屬于導演失了方寸、和角色(女演員)融為一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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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展現劉浩存、文淇相互依偎,彼此安慰及倆人大段大段過于直白的台詞全屬于這種情況。

尤其劉浩存的台詞,很多時候是多餘的。之前超市老闆讓她不如買彩票,後來劉浩存根據外賣訂單發現了文淇的蹤迹,喜上眉梢自言自語道:“中彩票了!”——這話有必要說麼?你不是都拍出來了麼?

“烏鴉”紋身那場也是,劉浩存小時候向往能飛的烏鴉,這拍的已經很清楚了。可後來鏡頭給到劉浩存的烏鴉紋身時文淇問她:“這是什麼?”,劉浩存說“烏鴉”,然後又開始解釋為什麼要紋烏鴉......拜托,觀衆不是智障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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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的“合适”給觀衆的感覺恰恰是:太多了。劉浩存去年電影《燦爛的她》,就存在這個問題。所以煽情是門技術活,靠時間堆砌的“反複硬上”肯定适得其反。

二、文晏有了更大的野心,想往類型片轉型。

如果說《嘉年華》是部小衆文藝片,那你告訴我:《想飛的女孩》該被算作哪類電影?

你說它是有女性表達的藝術片吧,可它又有着懸疑類型片的框架(如頻繁倒叙、劉浩存被迫吸毒的“反轉”);你說影片開頭的“戲中戲”是文藝範兒吧,可它中途又引進了“小鬼當家”式的仨蠢貨去完成喜劇部分......

——“小鬼當家”都能融進女性電影,也是活久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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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童年創傷必須有,罪魁禍首......東亞爹呗!犯罪吸毒不能少,喜劇橋段不能缺......

這一切的心思、越來越大的“野心”終于憋出這麼個四不像+大雜燴一樣的東西。

女性主義是時髦,但它還真不是人人都能拍的。我覺得:一個導演最好是不要閉門造車+胡思亂想,先了解下這個世界上的女權電影都被拍到哪一步了——比如同期上映的《初步舉證》和《還有明天》,再決定要不要将自己的“花活兒”帶去柏林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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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物質》是:好萊塢不行——好萊塢“男凝”熏陶下的觀衆也不行(最後的血濺舞台場面),最終指向:被這種無孔不入的男權文化浸染,過分追求美貌和年輕的女明星自身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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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一個地方很令我無語——劉浩存跟文淇說的一段話,直接讓我串片兒到同一天看的《平原上的火焰》去了:

“我真的盡力了,我沒錯啊,我不服氣......為什麼我不可以好好生活”。

當我聽到這句白到不能再白的台詞時驚覺:這不就是《平原上的火焰》裡周冬雨的心聲嗎?(原話是:我犯錯了?是我想放場火錯了還是想跟你去南方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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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平原上的火焰》的原作(《平原上的摩西》)的逼格不是這麼低的,真正害慘周冬雨的,是時代(包括父輩經曆的文革和片中展現的97下崗潮)。

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原著批判的東西是不能提的,所以電影中的所有人物被拿掉了“前史”繼而崩壞(劉昊然父母的冷漠關系、梅婷對周冬雨一家的幫助皆源自文革往事),原作的時代之殇也直接降格成“青春疼痛文學”了:

看,都是男人不好。要不是周冬雨那個廢物爹和性侵他的壞男人,他早跟劉昊然一起在平原上快樂地燒火堆了!——那火堆,原本是憤懑、是希望;電影呈現的,是浪漫、是發狂......

這真不知該讓人說什麼好。一部女性電影要是隻能罵爹罵犯罪分子,那不如不罵;一部原本聚焦時代的電影,撤檔删減一通操作,搞到最後像是隻為彰顯周冬雨很慘的“女性電影”,不如不拍。

你要說這倆片好歹呈現了些許“現實的黑暗”(如女演員霸淩或97下崗潮),那我想說,哪怕在十歲的金賽綸眼中,這種程度的“現實”都是在:搞笑。但是,金賽綸會喜歡《嘉年華》的——那個真實而恐怖的世界她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