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中美兩開花的王牌電影——《綠皮書》的問題在于它将種族隔離的殘酷曆史壓縮成一段跨越膚色差異的公路友誼。白人司機托尼·利普的視角過濾了黑人鋼琴家唐·謝利真實的生存困境，結構性暴力被簡化為個人偏見的和解。這種白人救世主叙事透着僞善，暗示種族和解的關鍵在于白人的善良，暗示黑人精英需要白人的庇護才能完成自我認同。即便如此，影片仍保留了某種可協商的公共空間，某種跨越界限的可能性。在《綠皮書》的叙事邏輯裡，種族邊界僵化而需要被質疑，最終的溫情雖然廉價，卻指向不同身份可以共存、對話、甚至相互妥協的世界。

同樣的邏輯在《罪人》中走向極端，且更為危險。它不尋求和解，操演着一種分割敵我的認同政治技術。我完全可以接受黑豹黨式的馬克西姆立場，那種公開的、激烈的、甚至帶有暴力性質的政治對抗，至少是一種清醒的、可辯駁的選擇，在明确意識下押注的立場。觀衆可以認同，可以反對，可以在理性的層面上與這種激進展開辯論。《罪人》的卑劣之處在于拒絕給予觀衆這種選擇的清醒。它不呈現選項，直接占領認知；不訴諸理性辯論，操縱神經回路的自動反應；不邀請思考，利用恐懼與歸屬感的心理機制完成身份的強制收編。

影片中提及的“藍調音樂不是白人灌輸的宗教，而是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怪不得有人說這電影AI感重呢）暴露了這套裝置的運作機理。它刻意抹除藍調與歐洲古典樂及基督教宗教音樂之間确鑿的曆史淵源，這些元素恰恰指向白人文化傳統。一個純粹黑人屬性的、人為淨化的藍調起源神話被憑空建構。這種修正主義超出了學術疏漏或藝術簡化的範疇，屬于功能性的曆史清洗。唯有将文化淵源淨化為單一族群的專屬物，唯有切斷其與跨種族文化交換的複雜記憶，那個被分割出來的"我們"才能對這一文化擁有排他性的、不可質疑的權威掌控。藍調在此喪失了混雜着多重血統的真實曆史，淪為種族純潔性的象征資本，成為劃分陣營的意識形态武器。這種對曆史的篡改目的明确：制造"我們"與"他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

影片調動了一套精密的、針對潛意識的行為科學操縱機制，對應FATE模型所揭示的四重入口。白人吸血鬼這一驚吓性意象捕獲Focus（注意力），通過威脅感知激活腦幹的硬連接反應，觀衆處于高度易受暗示的警覺狀态。文化所有權的宣示建立Authority（權威），利用人類對權力符号的程序化反應觸發自動服從的祖先腳本，暗示唯有特定族群才擁有解釋與傳承自身文化的合法性。族群的歸屬感召喚Tribe（部落認同），個體被納入想象性的、排他的共同體，在保持一緻性的群體壓力下放棄批判性思考，質疑等同于背叛。影片中用吸血鬼無法進入未被邀請的房屋來運用這個設定。恐怖片類型固有的情緒張力操控Emotion（情緒），神經化學的自動反應系統替代理性判斷，恐懼與憤怒成為認同的唯一基礎。這四重機制層層嵌套，将觀衆鎖定在封閉的情感回路：
恐懼催生對權威的服從，對權威的服從換取歸屬的安全感，歸屬感替代了對曆史複雜性的認知需求，情緒的高漲掩蓋論證的貧瘠與邏輯的循環論證。

《綠皮書》的"白"代表視野的局限與溫情的自欺，回避了真實的複雜性，用個人友誼的神話遮蔽制度的暴力。它承認不同膚色的人可以在同一個物理空間内對話，承認人性的共通性暫時逾越曆史的裂痕。《罪人》的"壞"屬于主動的、系統性的洗腦裝置，制造虛假的曆史以正當化排他性暴力。修正主義的曆史觀與心理操縱的技術合謀，文化權利、族群歸屬與恐怖情緒熔鑄為單一的政治武器。影片完成的不是對藍調音樂或種族曆史的再現，對新一代有色族裔觀衆的意識形态圍獵早已展開。

将族群身份徹底武器化的操作，比任何白人視角的溫情叙事都更具腐蝕性。它剝奪被代表者說"不"的權利，剝奪他們在清醒狀态下選擇政治立場的自主性，反抗的意志轉化為被操縱的本能。《罪人》本質上就是它表面上似乎在批判的那種東西：一種精緻的、戴着文化自豪面具的統治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