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家過年，感到舊《喜宴》的含金量仍在上升。對于我的父母來說，現在唯一不可放過、不可商量、不可代替的頭等大事就是婚姻。問題在于我像偉同：我不恨他們，就算有恨，也轉為自責。假如我有純粹的恨，或極度不滿家庭關系，恐怕反而能最終痛下決心，說出實話結束這場鬧劇。可是我愛他們，對他們自己編織出的痛苦無法視而不見，又缺乏勇氣。

中式家庭，就算運氣好抽到中吉的簽，仍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我的父母狹隘嗎？充滿偏見嗎？是的。可他們辛勤工作毫無怨言直到晚年，對我無限支持，甚至有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對我的工作指手畫腳，錢的要求從不多提。以前希望我換工作，回到離家近的城市，結果我越漂越遠。我理虧：至今無所回饋，既不能在身邊陪伴，經濟上也無所回報。

這七天裡，無盡的詢問、懇求。我幾乎肯定，那天在寺廟裡他們也向神佛為我求了一個男朋友。他們有的發言好笑又凄慘（爸：你不趁着我還有工作的時候結婚，現在我退休了，反倒成了你征婚告示上的減分項），有的獨裁又專斷（媽：你意外懷孕吧，不要打胎，孩子給我）。一切在一次晚飯的對話中達到高潮，茶餘飯後我們家裡的朋友打趣問，如果兩個必須要選其一，你們是希望女兒帶回家一個女孩，還是帶回家一個黑人男朋友？我爸沉吟，說甯願早些駕鶴西去。

我很懦弱。我沒有說任何關于同性戀的事，以免此地無銀。作為Alice Walker的頭号粉絲，在這是非面前我也沒有捍衛黑人。她的書給我如此多的靈感、鼓舞，說實話，在國外的生活我也受到黑人照顧。可我不僅不能改變自己父母的偏見，連嘗試改變他們的勇氣也沒有。我害怕打破生活的平靜，害怕粘好的花瓶一觸就破。某天夜晚，洗澡的時候，我毫無預兆地想到：要麼就找一個男人假結婚算了，最好是個白人，如此我還能利用他們的語言不通。舊《喜宴》的劇情，自然而然地就這樣躍入我三十而立的生活中。

淋浴頭的水沖下，我的思緒也逐漸發散。我怎能接受父母多年後，在病榻上告訴我，他們為此抱憾終生？可我又怎能用一個接一個的謊言，延續最初的謊言？隻要他們仍身處中國社會，日夜浸泡在這樣的文化之中，這樣的雞毛蒜皮、飯後閑談，就永遠不得安甯。請看另一個家裡的朋友，事業有成，40多歲，娶有一妻，生有一女，已經算是教科書式的中國人類，飯局上其他人竟然追問他二胎的事情。這觀念不是追魂索債的鬼，是什麼？

我不知道李安是否真的高明到了1993年拍《喜宴》的時候，就預見到了這作品可以回響33年。也有一種可能，是時代轉變之慢，超乎所有人想象。因此《新喜宴》在我看來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想當然地認為，新時代必然要描寫新問題，而新問題必然都是美國中産式的。在導演安排的嬉笑怒罵中，富二代、留學生、試管嬰兒，最終走上了過家家般的超現實生活。仿佛謊言真的是喜劇的一個包袱，一劑生活的東亞調味品，而不是愛恨糾葛中的飲鸩止渴。

我像一個傻子，仍被33年前的沉疴困擾而不知如何自處。除了假結婚，洗澡時我确實還想過另一馊主意：在某個遠離人煙的南部小島買一套房子，我們三個就此避世，遠離縣城的人情社會，可以打漁，也可以種點糧食。沒有了親朋好友的閑言碎語，是不是也就不用結婚生子了？可惜這選項恐怕也隻屬于《新喜宴》裡的韓國富二代，我沒有錢。現在，我隻能寫寫酸溜溜的文章。我們一家人在不同的幻想中馳騁，他們等待一個孩子，我等待偉同爸的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