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蓮·夢露在36歲英年早逝之後,關于這位傳奇女性的傳聞甚嚣塵上。良莠不齊的傳記夾帶着謠言添補窺私的眼睛和耳朵。揭秘瑪麗蓮·夢露,顯然也是《金發夢露》的導演安德魯·多米尼克的願望。從執導過《神槍手之死》的導演,到主演“007女郎”安娜·德·阿瑪斯,再到入圍威尼斯主競賽單元,《金發夢露》的前期賣相不可謂不好看。
然而,自《金發夢露》首映之後,影片迅速從毀譽參半的狀态決然倒向“毀”的那一半,豆瓣評分定格在5.6分。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認為本片對于夢露的描寫嚴重失實,把好萊塢最具影響力的女星拍成了一個深陷戀父情結的無助“傻白甜”。也有部分支持者表示,影片的“男性凝視”恰恰是為了揭露好萊塢對于女明星敲骨吸髓的盤剝,并認為影片用特殊的拍攝風格和剪輯手法建立了“媒介自反性”,迫使觀衆發掘男性視角的荒謬之處。
在本文作者看來,《金發夢露》把夢露拍成好萊塢和男權社會的受害者背後,更為本質的問題是:瑪麗蓮·夢露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很多人被《金發夢露》冒犯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把夢露拍得很“慘”,而是把夢露拍得很“蠢”。與此同時,盡管導演一再宣稱“我感興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但影片的間離效果并不明顯。在有别于夢露那個時代的當下,她們都值得說出自己的故事。
撰文 | 雁城
惡劣杜撰,抑或全然失實?
瑪麗蓮·夢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絕大多數人浮現在腦海裡的第一印象都是符号化的、碎片式的:是金發,是唇邊痣,是《七年之癢》裡的那陣來自地下通道的風。我想到的,是紀錄片《樂士浮生錄》裡一處很妙的細節:
因古巴革命,美國曾對古巴鎖國數十年。當外交關系和緩,古巴的樂隊來紐約巡演,耆耋老人們在街頭櫥窗裡認出了卓别林,認不出瑪麗蓮·夢露。時代的斷面、互不相聞的數十年,文德斯輕描淡寫地用這樣一處閑筆就揭開了。換個角度說,也隻有瑪麗蓮·夢露這樣的人物,配為一整個時代做背書。
但瑪麗蓮·夢露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揭開偶像的面紗,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從傳記作家,到小報記者,從同行好友,到影迷擁趸。尤其是在瑪麗蓮·夢露在36歲英年早逝之後,關于這位傳奇女性的傳聞甚嚣塵上。良莠不齊的傳記夾帶着謠言添補窺私的眼睛和耳朵:《瑪麗蓮·夢露的一生及其離奇的死亡》《是誰殺死了瑪麗蓮?》《女神:瑪麗蓮·夢露的秘密生活》……
揭秘瑪麗蓮·夢露,也顯然是《金發夢露》的導演安德魯·多米尼克的願望。從執導過《神槍手之死》的導演,到主演“007女郎”安娜·德·阿瑪斯,再到入圍威尼斯主競賽單元,《金發夢露》的前期賣相不可謂不好看。雖然是拉丁裔,染了金發紅唇微張的安娜在海報上一特寫定格,已像是夢露本人。
然而,《金發夢露》的口碑在首映之後迅速從毀譽參半的狀态決然倒向“毀”的那一半,豆瓣評分定格在5.6分。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認為本片對于夢露的描寫嚴重失實,把好萊塢最具影響力的女星拍成了一個深陷戀父情結的無助“傻白甜”。360度無死角對于女星底褲的拍攝,比夢露在世時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地意淫和消費了女性。也有部分支持者表示,影片的“男性凝視”恰恰是為了揭露好萊塢對于女明星敲骨吸髓的盤剝,并認為影片用特殊的拍攝風格和剪輯手法建立了“媒介自反性”,迫使觀衆發掘男性視角的荒謬之處。
衆聲喧嘩,激起了我對瑪麗蓮·夢露的好奇心。說實話,此前我對夢露的了解,并未深過符号性的金發紅唇與街角巷尾流傳的八卦。《金發夢露》之後,我緊急觀看與閱讀了一系列夢露相關作品,試圖剝除叙事的主觀性,拼湊出一個最接近于真實的夢露。我想知道:都說《金發夢露》失實,而它究竟有多失實?
結論首先是:《金發夢露》對夢露的展現并不全然失真。影片的确渲染了無恥的好萊塢和男權社會中弱勢的夢露。不是那些被權力裹挾而被“老闆”或“總統”侵犯的戲——實際上它們的真實性最為堪憂——而是夢露在本片中難得的張口說話、表達自己想法的片段:
在面對前運動員(身份對應夢露的第二任丈夫,棒球運動員喬·迪馬吉奧)時,她說:“我想去紐約學表演,嚴肅的表演。”然而由于對方沒有給出積極反饋,她立刻轉換話鋒說出更符合“人設”的願望,“但我主要是想安定下來,和每個女孩一樣有一個家庭。我特别想要小孩。”這個機敏的轉換說盡了她所遭遇的習慣性打壓。
我更喜歡的一個對話發生在她和劇作家(身份對應夢露的第三任丈夫,作家阿瑟·米勒)之間。他們當時在讨論劇作家的作品,女主角瑪格達的原型是他早逝的女友。夢露說,這個角色讓她想到契诃夫《三姐妹》中的娜塔莎,因為她是“強勢、狡黠而冷靜的”。而劇作家頗為意外地質問她:這是誰跟你說的?他并不相信夢露讀過書,也不相信夢露對于女性角色的闡釋。
夢露躊躇了一下,補充了一個猜想:“瑪格達應該不識字,當讀愛人寫給她的詩時,她隻是假裝閱讀。”劇作家恍然大悟,流下熱淚。為什麼這次他信服了瑪麗蓮提出的闡釋?因為他不相信自己記憶中的完美女性會是聰明或殘忍的。他隻接受她比自己的想象還更加愚蠢且深情。
對于自己在男本位的好萊塢的弱勢地位,夢露一直有敏感的認知。影片中她反複強調身為孤女的諾瑪·簡(她的原名)與瑪麗蓮的距離:“我是這個瑪麗蓮的奴隸”“爸爸,電視上的女孩不是我”。她有意識地扮演“夢露”,以金發美人的形象博取大衆的喜愛。
這種諾瑪·簡和瑪麗蓮之間的微妙關系,在夢露的自傳中也頻頻出現。比如,夢露有愛遲到的壞名聲。她在總統的生日宴會上遲到,主持人開玩笑稱呼她“遲到的夢露”。甚至福克斯把她從她的遺作《雙鳳奇緣》劇組裡炒鱿魚,明面上的原因就是她經常遲到曠工影響拍攝。但在自傳《瑪麗蓮·夢露:我的故事》中,她這麼解釋自己的遲到:
我終于開始穿衣服了,能有多磨蹭就有多磨蹭。我開始感到一點内疚,因為我的體内似乎有種沖動,讓自己盡可能地遲到。遲到讓我倍感快樂——人們都在等我。他們迫切地想要見到我。他們需要我。我想到了自己被嫌棄的童年。無數次地,沒有人想要看見這個小女仆——諾瑪·簡甚至包括她的母親。
在懲罰這些等待我的人的過程中,我獲得一種畸形的滿足感。但是,我真正懲罰的不是他們,而是那些多年前抛棄諾瑪·簡的人。我覺得這不僅僅是一種懲罰。我感到興奮,仿佛去參加派對的是諾瑪·簡,而不是夢露小姐。我遲到得越久,諾瑪·簡就越開心。
夢露是諾瑪·簡賦能和“複仇”的武器,同時也是她窒息的面具。紀錄片《瑪麗蓮·夢露:最後的日子》中,一個受訪者回憶道:夢露曾說自己很想成為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這讓對方十分驚訝:“每個人都想成為瑪麗蓮·夢露!”而夢露說:“但我希望和你們一樣獲得尊重。”這是她作為頂流“豔星”始終無法獲得的。在自傳裡她也寫過:“我想要他們把我當成一個人來對待,這個人在擺脫孤兒的身份之後終于獲得了一點權利。”
《金發夢露》中有一句台詞寫得很好——我沒有查到這是否真出自夢露之口——夢露說:“在電影裡他們把你剪成碎片,但這個碎片并不由你來拼,你隻是拼圖的一部分。”這痛苦的認知,與夢露早期跑過龍套的《彗星美人》中的一場戲不謀而合:
縱然所有人包括導演都承認女明星是天才,但在和她吵架時,男導演還是氣急敗壞地說:“沒有一架鋼琴會以為傑作是自己譜寫的。”女明星隻是素材、樂器、靈感的源頭、被凝視的對象,隻有經由男性藝術家的手才能成為傑作。再沒有一幕會更能展現女性,尤其是身處藝術界的中年女性,歇斯底裡背後的結構性失語與無助。
那麼,《金發夢露》把夢露拍成好萊塢和男權社會的受害者究竟有什麼問題?其實,它引導我們去思考的本質問題是:夢露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影片内外:夢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很多人被《金發夢露》冒犯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把夢露拍得很“慘”,而是把夢露拍得很“蠢”。
現實中的夢露在好萊塢中過得确實不順遂,盡管她已經街知巷聞。自傳中她寫道:“當全世界的人都注視着這個叫瑪麗蓮·夢露的人,掌握我的命運的紮努克先生卻隻看得見諾瑪·簡。”紮努克就是當時夢露所簽約的福克斯的實權者。對于自己的不受歡迎,夢露則非常精辟地歸因道:“他們(電影公司的高層)像政府官員一樣喜歡提拔自己的候選人。他們不喜歡公衆站起來,把一個不上鏡的貨色丢到他們的大腿上,說,‘這是我們喜歡的女孩’。”
能越過個人恩怨,看透這場鬥争的核心是權力遊戲,瑪麗蓮·夢露不是一個愚蠢的女孩。讓人遺憾的恰恰是,《金發夢露》隻讓她的洞見、對表演的熱情、讀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停留在少數台詞之中。她永遠在鏡頭前笑,在生活裡哭,在夢境中驚懼。飄搖在戲劇化的情緒光譜之中,她唯獨缺乏憤怒,因為憤怒才驅動改變。《金發夢露》裡幾乎沒有以夢露為主體發起的、事業相關的積極行動。我在影片中唯一一次感知到夢露在事業上的棱角,是當她得知作為女主演的自己和男主演收入懸殊:“所以簡·拉塞爾可以獲得一百萬?!……去你的瑪麗蓮!”不知道導演是否覺得這樣的她太市儈,所以這份關于金錢的不快再未重現。但憤怒比其他感情更接地氣,讓她唯一一次宣洩對自己的不滿。其他時候不憤怒的夢露,隻是一個脆弱的孤雛。
這點沒頭沒尾的憤怒,和現實中夢露的力量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夢露想要什麼?她想要擁有自己選擇劇本的權力,但公司甚至不在開拍前給她看劇本。她被安排了一部又一部淺顯的電影,扮演一些她自己“引以為恥的人物”。
真實的夢露并不掩飾自己的渴望。在影片中,她面對親密關系對象也會閃爍其詞,把事業目标換成家庭目标;而現實中的她說:“因為我想要成為一個藝術家,而不是色情怪物。我不想要被當作色情片售賣給公衆。任由他們看着我,然後顫抖。”危機感來自于清醒的自我認知:“如果我不抗争,我會成為一件商品,在影碟推車上被售賣。”她開始和電影公司的長期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她都在努力盤活劇組,重啟拍攝。
導演安德魯·多米尼克在接受BFI的采訪時說:“我想她(夢露)是一個卓越而有力量的女性,但我不覺得她如今天的人們想象得那樣生來成功。每個人都有一些有力量的時刻,并且人們傾向于說她擁有對于人生的控制權,但她其實想要的是毀掉自己的生活。”這種解讀具象化為影片中的夢露:無助失能,且有強烈的自毀傾向。面對有毒的兩性關系,她顫抖地親啟朱唇,痛苦的控訴化為香豔的呻吟,把它處理成看客眼中欲拒還迎的“僞父女關系”。
《金發夢露》中,夢露不僅是“蠢”的,還是“瘋”的。而且這種“瘋”,和她的女性特質血脈相連。夢露的精神不穩定,首先被認為是來自患有精神病的母親的遺毒。對于母親的病,旁人先三緘其口,然後閃爍其詞:“她得了一種神秘的病。”夢露則驚懼追問:“我媽媽的病會遺傳嗎?是不是與生俱來的呢?”來自母系的血液是流毒的,父親則是永遠活在牆上的“克拉克·蓋博”,隐匿而堅不可摧。
片中的夢露在母親的病榻呢喃:“你做了正确的事,你生下了孩子,你生下了我。”雖然是安慰,肯定的卻僅僅是母親的生育能力。影片對于夢露母親的職業——電影剪輯師——以及其對女兒的職業生涯可能産生的影響避而不提。如果我不知道這件事,我會真以為格拉迪斯·貝克和所有文藝作品中瘋了的母親一樣,隻是一個不祥的瘋女人,除了生小孩和發瘋沒做過第三件事。
從母親處繼承了“瘋病”的基因,經由好萊塢的盤剝,《金發夢露》中夢露的瘋癫由數次流産被逼至最大化。每次流産都在強調夢露最大的遺恨是成為平凡的母親,而非嚴肅的演員。如果要從《金發夢露》裡提出一個最精彩的場景,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以下這一段:夢露從堕胎的手術台上驚起,一路向外奔跑,跑入記憶中母親縱火的火場。蒙太奇把童年陰影和夭折的嬰孩聯系在一起。夢露頻頻重返創傷處,如同梭巡在犯罪現場的兇手。插入影片的電腦動畫裡,嬰兒在痛苦地抽動,像神秘主義的谶語。
在曆史上,瘋癫,尤其“歇斯底裡”,一直具有強烈的女性氣質。在18世紀西德納姆的《實驗醫學》裡,這位醫生言之鑿鑿地說:“當一些婦女向我咨詢某種我無法判斷的疾病時,我便問她們,是否隻是心情悲痛時才引發這種病……如果她們大體上承認這一點,那麼我就能斷定,她們患的是一種歇斯底裡。”多麼嚴謹!一個身體不适且情緒低落的女人,就可被蓋章為瘋癫。
《瘋癫與文明》中,福柯進一步揭示由古至今女性肌體和瘋癫之間的關聯。懷孕、分娩、月經等一系列女性生理反應被視為是女性“格外敏感”的征兆,而“格外敏感”所代表的就是歇斯底裡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歇斯底裡患者的内向感覺是極度敏銳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當然,女人屬于前一類,因為子宮以及大腦是與整個肌體發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宮發炎通常都伴有嘔吐;懷孕會引起惡心、反胃;分娩時陰道隔膜和腹肌會陣縮;月經期間會出現頭痛、輕微發燒、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議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體總是處于交流之中,從而形成一種對于交感絕對有利的場所。女性的肌體空間永遠包含着歇斯底裡的可能性。女性肌體的交感感覺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稱為憂郁症的精神疾病。”
在《金發夢露》中,胸部、嘴唇、大腿和子宮都在承載欲望的同時,成為滋生瘋癫的溫床。生育的女人把瘋癫遺傳,不孕的女人則面對流産和無後作為終極詛咒。我想很多觀衆産生強烈的不适,因為他們看見的不隻是扭曲的夢露,而是千千萬萬個“閣樓上的瘋女人”。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夢露确實患了抑郁症。但她保持工作,甚至被認為狀态“達到巅峰”。在她人生的最後幾次采訪中,她像一個永不止息的戰士,甚至影視生涯的結束都不會把她擊垮:“我非常反感媒體說我患有抑郁、跌倒了低谷這種話,就好像我完蛋了似的。沒有什麼事情能讓我沉默,盡管在拍電影的事情上完蛋了,但是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解脫。那種工作就像是百米跑一樣,你終于到了終點,你歎了一口氣,說自己終于成功了。其實你永遠到不了終點。永遠有下一場戲、下一部電影,一切又得從頭再來。”
從夢露的時代到當下:她們值得說出自己的故事
其實,導演安德魯·多米尼克一再宣稱:“我感興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切換在黑白和彩色、幻覺和理智、膠片與真實之間,《金發夢露》也玩盡了媒介遊戲。古巴裔的女主角安娜,始終保留着一些古巴口音,這一切都時時在提醒觀衆,你所觀看的可能并非現實。
然而為什麼,這種效果并未将絕大多數觀衆說服?我認為客觀原因之一在于,影片的間離效果(alienation effect)并不明顯。早在二十多年前拍《阮玲玉》的時候,關錦鵬就采用過史料、演員采訪和表演交錯剪輯的方式起到更好的效果。比起《金發夢露》中對非英語母語者幾不可辨的古巴口音,《阮玲玉》一會兒展示作為演員接受采訪的張曼玉,一會兒展示扮演成阮玲玉的張曼玉,讓觀衆更清晰地辨識阮玲玉和張曼玉、現實和虛構之間的距離。這樣,才避免了與阮玲玉死前留下的“流言可畏”一起同流合污。
客觀原因之二則是,我們确實處于一個對性别議題高度敏感的時代。
在描述這個時代之前,我想先說夢露的時代。在讀夢露的自傳的時候,我發現她是一個很智慧且有力量的女性。但坦誠說,有一件事讓我隐隐不快,那就是夢露偶爾出現的“厭女”言論。比如她說:“事實上,我的人氣,隻局限在男性之中。女人們要麼假裝喜歡我,要麼就直截了當地表達我激怒了她們,毫無掩飾。”當她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進修時,有一個女老師,她說:“起初,這讓我感到失望,因為我不認為一個女人能教會我什麼。”當然,後來女老師的才華讓她折服。
在這裡,我并不是想批判夢露“雌競”。我感慨的是,夢露的心态是多麼典型。彼時,女性廣泛地成為被消費的客體,且為了競争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資源,而缺乏同性同盟關系。當時的世界遠沒有準備好尊重一個“女豔星”,無論男人還是女人。夢露确實被很多女性所嫉妒着。自傳中,比起關系好的女性,她寫了更多與之有龃龉的同性圈内人。
但女性同盟真的不可能存在嗎?夢露這樣的女人,注定要活在男性凝視的消費和女性的排擠之間嗎?在看《瑪麗蓮·夢露:最後的日子》時,讓我最感動的是夢露的醫生說的一段話:“(夢露死後)我接到幾通普通婦人的電話。她們的反應是,如果她們早知道瑪麗蓮有麻煩,她們一定會盡一切力量幫助她。這時我才了解,瑪麗蓮不僅吸引男人的目光。女人了解在她内心那個失落的小女孩,她們對這種狀況有所反應。”
這樣的聲音在當時或許微弱,幸而在如今逐漸由涓流彙成大海。正如弗吉尼亞·伍爾夫在《達洛維夫人》中反複提到“花與花聯合起來”,如今流行的是“女孩幫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或許,當下我們才終于開始學會理解瑪麗蓮·夢露。也因此,如今的人們看到《金發夢露》中陳腐的角色塑造,才會感到怒不可遏。
上文中也提到,比起還原夢露生平的傳記片,其實導演多米尼克更傾向于定位 《金發夢露》為一部基于喬伊思·卡羅爾·奧特茲的同名小說創作的改編作品。還原現實不僅在“現實-小說-電影”的多重轉換中變得希望渺茫,而且從一開始就并非導演的本意。多米尼克想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真假參半的叙事詭計。
但這仍然不能消解觀衆的憤怒。不僅因為電影作為大衆傳媒,會很大程度參與公衆的記憶重塑工程,也是因為這是瑪麗蓮·夢露的故事——這個女人生前身後已經被講過太多版本的故事,意淫和造謠沸反盈天。在她短短的36年韶華中,卻沒有多少時間讓她說心裡話。遺留下半本自傳,最後一篇手稿寫于她與第二任丈夫相識時,再無續筆,此生未完成。
《金發夢露》中,夢露對劇作家說:“爸爸,你永遠不會寫我的,對嗎?”但她随即發現自己還是成為劇作家原稿裡的一部分。電影編劇應該想到,這樣寫真實的瑪麗蓮·夢露也是殘忍的。很多時候,成為叙述者是一種特權,成為被叙述者則是一場劫難。《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中有這樣一個巧妙的譬喻:“作為由男性‘用筆創造出來的’創造物,女性‘被監禁在筆杆之中’。”
最近剛好看完了著名的曆史音樂劇《漢密爾頓》。我很喜歡這出戲,但觀看全程始終有個小遺憾:即使颠覆了曆史,大膽到讓有色人種扮演美國國父,但戲中的女性角色基本還是圍繞着家庭單位打轉。然而,在這出戲的結尾,一首動人的《誰會活着,誰會死亡,誰會将你的故事傳唱》(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竟然力挽狂瀾地彌補了這種遺憾:當男主角死去,同時代的人紛紛老去,是誰來講他的故事,讓他活在後輩的記憶中呢?答案是他的妻子伊麗莎(Eliza):“我重新把自己寫進史書。”擁有了叙事者的身份,這個女人終于不再隻是一個英雄的配角、一個曾遭背叛的妻子和一個喪子的寡婦。跳脫出故事,她成為講故事的人。
《漢密爾頓》給我的驚喜,恰如《金發夢露》給我的遺憾。前者把女性從叙事中稍稍解放出來,成為叙事的創造者;後者又把女性監禁回筆杆之中。英年早逝的夢露再也沒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故事了。我的願望隻是不要再封住更多的她們的嘴。
她們都值得說出自己的故事。
本文為獨家原創内容。作者:雁城;編輯:青青子;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