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個邊緣人，不論在什麼樣的場景和圈子中，不論是醫院、家庭、文學課、愛詩會還是強奸犯家長的小組會議，她都不能容身。老年人，女性，愛詩或者說愛美的人，全片隻有她和受辱自殺的女孩同頻而共情，坐在樹下呆呆着望着天空和鳥兒的美子，與其說是在找寫詩的靈感，不如說她是在找生命流動和意義貯存的通衢，不如說，她是在與一些現實的境況作鬥争，從而留存那些自我，以及在杏兒和花兒中不斷醞釀的健在與期許。
那些互為駁斥的，例如過期的海報與報名時間，例如暗示着遺忘、失去與盡頭的癡呆症，例如孫兒房間中傳來的喧鬧的鼓點與樂音，例如強奸和一個年輕生命的逝去，例如裹繞在至親至愛的叛逆與不解，例如那些以祟為義的自命不凡的強奸犯的撫育者們，例如那些男性與社會性的博弈，一步步地，推成了兩個落入川流的生命詩篇，就像傾盆大雨前随風輕輕墜入河流中的帽子，就像在橋上張望着的回過頭的少女，就像那首詩歌中所說的，“是時候道别了”。
楊美子女士始終在苦惱，為什麼無論自己如何努力，都寫不出她想要的詩。但她最後寫出來了，是在與社長發生關系而用以“要挾”後，是在孫子被警察帶走後，是在體味過女孩與母親的生活處境後，是在決定将那束花送給詩人老師後，是在癡呆症越發嚴重而她就要失去自我後，她為什麼能寫出這首詩，因為她在孤獨中找到了自然，找到了純潔，找到了傾訴與說解的對象，找到了超越記憶和肉身的依附與寄托，就像奔馳而過的火車那樣，像搖搖曳曳的花朵那樣，像藝術美學與俗不可耐的苦難互文那樣，她不僅完成了詩的結構的建成，還完成了詩和生命的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