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2022年4期新刊
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魯布廖夫》是一部命運多舛的電影。影片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初剪完成,一九六七年戛納電影節向塔可夫斯基發出參賽邀請,但是遭到了蘇聯國家電影委員會的拒絕,直到一九六九年,在承諾隻參加“非競賽單元”的條件下,蘇聯官方才同意把影片送到戛納。盡管如此,該影片當年還是獲得了國際影評人協會的費比西獎。 不過這部電影引起的争議也不完全是在政治層面上,就連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越來越傾向于文化保守主義的索爾仁尼琴,都認為這部影片過于強調了俄羅斯曆史上的黑暗面。的确,從表面上看,鞑靼壓迫時期的俄羅斯,特别是影片所涉及的前後一百年時間,是俄羅斯曆史上非常動蕩、混亂的一個時期,稱其為“亂世”并不為過。别爾嘉耶夫曾說過,對于俄羅斯的曆史分期來說,“較好的是基輔俄羅斯時期和鞑靼壓迫時期,特别是對于教會來說”,這又該如何理解呢?
無疑,對于理解俄羅斯來說,不理解東正教的傳統,拒絕或者漠視這個傳統,都不可能觸及她的“心靈”。當然,這個傳統本身也是很複雜的,拜占庭、鞑靼人、異教徒、封建制等諸多元素都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塔可夫斯基的這部電影為我們做了很好的呈現。 安德烈•魯布廖夫(約一三六〇至一四三〇年)是俄羅斯曆史上最偉大的聖像畫家,關于他的生平人們知之甚少,隻知道他曾經受訓于莫斯科近郊的聖三一修道院,他最負盛名的畫作《聖三位一體像》就繪制在這個修道院中。正是魯布廖夫生平的某些“缺失”給了塔可夫斯基“完全的行動自由”,所以,該影片不是一部考據式的傳記電影,而是對于一個藝術家心路曆程的探索。
影片正題開始于一四〇年,終結于一四二三年。當時,西歐已經進入封建時代的晚期,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在很多地方出現,而易北河以東的地區,在這片當時還沒有“俄羅斯”之稱的土地上,羅斯人還在為擺脫鞑靼人的統治而鬥争。諸多藝術家都對這個時代情有獨鐘。在波蘭作家顯克維奇的小說《十字軍騎士》中,波蘭、立陶宛人民正在反抗十字軍騎士團的侵略。在伯格曼的電影《第七封印》中,騎士布洛克在東征回來的路上,體驗着瘟疫、巫術、道德堕落對于心靈的拷問,和死神展開了關于存在意義和死亡本質的對話。而《安德烈•魯布廖夫》同樣是塔可夫斯基的尋找曆史靈魂之旅。
魯布廖夫的信仰
影片一開始,魯布廖夫和兩位同道基裡爾和達尼拉為了避雨走進了一戶農舍,正看到一個流浪藝人在表演,其言詞和動作中充滿了污穢、色情和不敬,對貴族大加嘲諷,引得在座的農民哄堂大笑,順便還諷刺了一下一副僧侶裝扮的魯布廖夫等三人。此時的魯布廖夫顯然涉世未深,眼中洋溢着天真的東正教徒的“靈性之光”。不同于天主教的彼得和新教的保羅,東正教把基督最愛的門徒、被聖母收為義子的約翰當作第一使徒,這個“愛的使徒”告訴人們“你們要互愛”,這是對所有人的愛,不管他們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甚至不管他們有什麼樣的信仰。因此,面對這個流浪藝人和這些凡夫俗子,魯布廖夫的神色是羞澀的、寬恕的甚至是略帶喜悅的。但是基裡爾卻并不這樣認為,他口中念念有詞:“上帝造了教士,魔鬼造了流浪藝人。”他甚至偷偷向公爵告發了流浪藝人,導緻其被幾個騎士抓走。 基裡爾在整部電影當中是以反派的面目出現的,他内心充滿了虛榮的念想,他嫉妒魯布廖夫的天才,想要搶占和大師費奧方•格列克一起工作的機會,他在格列克面前這樣評價魯布廖夫的畫作:“顔色細膩、溫柔,善于描繪,隻是在這一切當中沒有畏懼、信仰和淳樸。”不能說基裡爾完全沒有信仰,但是如果他把信仰僅僅理解成畏懼,就把東正教誤解成了一種要求人們臣服的宗教,這也是他之所以那樣看待流浪藝人的原因,即試圖用震懾、強制來貫徹他的宗教原則。
基裡爾是個虛構的人物,而格列克則在曆史上确有其人。一四〇五年,格列克和魯布廖夫以及另外一位畫師共同繪制了莫斯科克裡姆林宮聖母報喜教堂的聖像壁,電影的這個片段就取材于這段曆史記載。 魯布廖夫和格列克是亦師亦友的關系,當他們相遇的時候,格列克已經垂垂老矣,時間讓他看透了一切。在影片中,格列克和魯布廖夫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對話,這一幕叫作“安德烈的激情”。如果說基裡爾所理解的宗教是建立在表面的畏懼和臣服上,格列克對此則既不贊成也不反對,對于世間百态他已經表現出了一種輕蔑和漠然的态度。他認為此世不是一個值得留戀的世界,鞑靼人一年來襲三次,到處都是饑荒和瘟疫,一切都歸腐朽。因此他說:“我為上帝服務,而不是為世人。”魯布廖夫覺得格列克的話無法理解,他感到十分疑惑:“你怎麼可能獨善其身?”對于“同一血統,在同一土地上”的人們,難道可以無動于衷嗎?這個時候的魯布廖夫還沒有經曆過信仰的動搖,他還沒有看到過、遭遇過那麼多的苦難,他的信仰經得起考驗嗎?當他經曆過這些之後,會不會變得像基裡爾那樣虛僞世故,或者像格列克那樣憤世嫉俗呢?這正是影片接下去幾幕的主題。
信仰的危機
下一幕是對魯布廖夫的一場“誘惑”。這一幕名為“節日”,指的是俄羅斯多神教的狂歡之夜。魯布廖夫被這節日的神秘歌聲吸引,走向了叢林深處,來到了一個他最不熟悉的世界裡。在慌亂之中,他被抓了起來綁在了一間小木屋裡,一個年輕的女人走了過來,赤身裸體,她問魯布廖夫:“為什麼你們要用火燒我們?”魯布廖夫說:“光着身子亂跑是罪過。”女人問:“今天晚上,大家都應該愛,難道愛是罪過?你們總是強迫人信你們的信仰。你以為在恐懼中生活很容易嗎?”魯布廖夫說:“恐懼是因為沒有愛。人們需要的是兄弟之愛,而不是可恥的、沒有道德的獸欲。”女人說:“不是都一樣是愛嗎?”她試圖用親吻和撫摸來喚醒魯布廖夫的這種“愛”。但是魯布廖夫拒絕了這種誘惑,面對女人直視他的眼睛,他流露出的表情與其說是憎惡和批判,不如說是憐憫與同情,他并不理解女人說的“在恐懼中生活”是什麼意思。
不過這件事在魯布廖夫的内心埋下了懷疑的種子,它在不聲不響中開始發酵。一四〇八年,魯布廖夫和他的朋友達尼拉以及他的徒弟福馬在弗拉基米爾的教堂為大公作畫。這是一個命題作文,他們要畫的是“最後的審判”,可是魯布廖夫卻遲遲無法動筆。他和達尼拉在一片曠野中進行了激烈的争論,達尼拉不明白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命題會難倒他的朋友。魯布廖夫憤懑至極,他無助地說:“我不想吓人們。”可是如果缺少了恐吓,最後的審判又能變成什麼樣子呢?在這迷茫的時候,他隻能求助于《聖經》,用誦經來堅定自己的信念。 顯然,念誦經文隻能緩解他的焦慮,但是并不能解答他的疑問。在接下去發生的事情當中,魯布廖夫的懷疑似乎達到了頂點。事情是弗拉基米爾大公聽說有些匠人去了茲韋格羅尼為另一位領主作畫,就派了一隊騎士在他們回來的路上進行攔截,弄瞎了所有匠人的眼睛!魯布廖夫得知此事之後,在影片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失态了,他把顔料潑到了正準備作畫的教堂牆壁上,他背過身去哽咽和喘息,無法釋懷。他在懷疑,到底應該愛誰,誰是真正值得愛的人?是這些自稱為基督徒的僞善者、作惡者嗎?還是那些受迫害的人、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然而到此為止,對于魯布廖夫的考驗還沒有結束,接下去的考驗将以最為極端的方式出現,電影中的這一幕名為“侵襲”,事情同樣發生在一四〇八年。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弟弟一直觊觎大公的位置,聽說大公去了立陶宛,他便聯合鞑靼人攻占了弗拉基米爾城,可謂兄弟阋牆、引狼入室。事情發生的年代正處于被俄羅斯史學家稱為“黑暗的一百年”的十三世紀中葉到十四世紀中葉,這時候的羅斯處于蒙古人建立的金帳汗國統治之下。蒙古人對于羅斯人的統治是“懸浮型”并帶有掠奪性的,他們很少幹預羅斯人的内部生活,隻需要羅斯人承認其霸主地位,并對大公具有任免權,所以羅斯王公需要不定期地去向大汗述職以表歸順,有不少王公死在了千裡迢迢的路途中。蒙古人依然保持着遊牧的生活方式,除了從羅斯人那裡獲得貢賦以外,還經常對城鎮進行掃蕩。所以對于羅斯人來說,金帳汗國一直是一種異己的力量。這一百年也是莫斯科崛起的年代,這個一一四七年才開始出現在文獻記載中的鄉村小鎮改變了之後整個俄羅斯的曆史。
一三八〇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裡在頓河沿岸的庫裡科沃曠野戰勝了蒙古人的大軍。這場戰役打破了蒙古人不可戰勝的神話,但是拉鋸戰還長達一百年,直到一四八〇年,莫斯科大公國才宣布不再效忠蒙古人。在這亂世之中,即便是莫斯科也曾經被攻占焚城,而弗拉基米爾是離莫斯科最近的幾個重要城市之一,當然是無法幸免于災難的。 影片用了頗為宏大的場面來描繪弗拉基米爾城被攻占的場景,因為有大公弟弟的幫助,蒙古人攻入城市幾乎不費吹灰之力,接着就是燒殺搶掠,先是殺光街面上試圖逃跑和正在反抗的人,包括魯布廖夫的徒弟福馬也被殺害,後來又攻入了教堂,繼續屠殺聚集在裡面祈禱的幸存者。魯布廖夫看到一個蒙古人正在拖拽瘋女人試圖要強奸她,便抄起一把斧子砍了下去,把他給殺死了。這是一場屠城,甚至大公的弟弟也感到了羞恥。
魯布廖夫絕望了,如果說之前他是懷疑愛的對象和愛的意義,那麼現在他是在懷疑愛實現的可能性。在殘破的教堂裡,恍惚之中魯布廖夫仿佛看到了幾年前已經去世的格列克,他們進行了一場靈魂之間的對話。魯布廖夫承認自己看錯了,他說:“這些不是人!你當時說了實話。”沒想到格列克卻說:“當時我确實這麼說,但我當時是錯的,而你現在是錯的。”魯布廖夫并沒有接格列克的話茬兒,他繼續控訴道:“到處都是兇殺、強奸!有個鞑靼人甚至笑着說:‘沒有我們你們也會自己咬自己。’難道我們的信仰不是同一血統、同一土地嗎?我永遠不畫了,因為誰都不需要。”格列克寬慰他說:“上帝會饒恕的。”他告訴魯布廖夫,在上帝那裡完全不是他能想象的樣子,神自有決斷,惡将被掃除,而凡人隻需行善,即便現實如此這般醜陋。格列克拾掇着被燒毀的《聖經》,仰頭看着教堂裡的壁畫,感歎道:“畢竟這些都很美啊!”但是這時候的魯布廖夫已經完全無法領悟格列克帶給他的天外之音,他已經徹底失望了,他并沒有表現出崩潰的樣子,因為他已經不懷任何希望,他決定:“我要對上帝發誓保持沉默,我對人們已經無話可說。”
鐘聲響起
時間來到了一四二三年,十多年過去了,魯布廖夫又回到了莫斯科,他一直沒有作畫,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在這十多年間,饑荒仍然在延續,蒙古人時不時還來騷擾,甚至把瘋女人也誘騙走了。但是這一時期,金帳汗國在日益衰落,羅斯大地也随之慢慢恢複生機,在瓦西裡一世的統治下,莫斯科大公國繼續在崛起。 基裡爾回來了,重新做起了上帝的仆人,他向長老忏悔,希望對方能夠收留他。他來找魯布廖夫想讓他重新為教堂作畫,他的說辭極具說服力,他首先向魯布廖夫進行了忏悔,承認自己以前的錯誤是出于對他的羨慕和嫉妒,然後他說:“但你自己是比我更大的罪人。為了神聖的事業,上帝給了你天才,你現在有什麼功勞嗎?”但是魯布廖夫并沒有被說動,他的内心久已失去創造“美”的動力,他認為世上的一切都沒有意義,曾經自己作的畫,哪有給人們帶來什麼有關于愛的啟示啊?地上的政權隻不過證明了人的僭越和虛妄,哪怕打着耶稣基督的名義。自己的天才反倒是痛苦的來源,他羨慕格列克的死去,而自己還在苟活着。他繼續保持沉默。
與此同時,大公正在派人尋找鑄鐘的藝人,想為安德羅尼科夫修道院鑄一口大鐘,據說魯布廖夫的晚年就是在這個莫斯科附近的修道院裡度過的。一夥人來到一個村莊裡,找到了藝人的住所,可是因為戰亂和瘟疫,村莊已經十室九空,藝人也已經死了,隻剩下他的一個兒子叫博利斯。博利斯自告奮勇地說自己得到了父親的秘傳,懂得鑄鐘的秘密,後來我們知道其實他父親去世之時根本沒有把鑄鐘的技藝傳授給他,他的胡亂答應隻不過出于好奇以及想混口飯吃。沒想到博利斯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天才,不知道是否因為耳濡目染,他竟然無師自通!大鐘鑄成那天,大公帶着一幹人等前來觀禮,弗拉基米爾城的居民傾巢出動,流浪藝人回來了,瘋女人也回來了,大家都期待着這象征着“複活”的鐘聲響起。終于,大鐘被敲響了,鐘聲傳遍四方,人們重獲生機,聆聽着這天堂的聲音。博利斯癱倒在泥地上,投入到魯布廖夫的懷中,他如釋重負、号啕大哭、泣不成聲,坦承自己并不“知道”鑄鐘的秘密。
這個時候,魯布廖夫終于開口說話了,他對博利斯說:“你成功了啊。你鑄鐘,我畫聖像,我們一起去聖三一教堂。這是對人們多好的節日啊!你創造了喜悅,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怎麼還要哭泣呢?你怎麼……你怎麼……”魯布廖夫的話結束于這幾個“你怎麼”,最後的這個“你怎麼”,我們可以看作是他的自言自語,是他的自省,是他的反悔,是他的覺悟。是啊,已經沉默太久了,“你怎麼”可以一直沉默下去呢?在傳統的東正教中,“鐘聲”是唯一可以出現在教堂中的器樂,震撼人心的鐘聲會給人們帶來希望和救贖的平安喜悅。已經對“愛”失去希望的魯布廖夫見證了這個天才的奇迹,他看到人們享受着這個美好的節日,鐘聲洗去了罪惡,洗去了罪惡留在人身上的痕迹,即便遭受了非人的苦難,人仍然是聖潔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據曆史記載,一四二五年,魯布廖夫及其同伴完成了聖三一大教堂的繪畫。
尾聲
影片中關于魯布廖夫的故事到此就結束了,但是影片本身并沒有結束。随着宗教聲樂的響起,畫面突然從黑白轉為了彩色,塔可夫斯基用了整整八分鐘的時間,展現了《有權力的救主》《變容》《聖三位一體像》《救主像》等魯布廖夫的代表作的幾乎每一個細節。随着鏡頭的緩緩移動,我們仿佛朝聖一般,沐浴着畫作的靈性之光。鏡頭完美地诠釋了聖像畫“反透視”的作畫原理,當鏡頭從下往上慢慢移動到基督的臉龐,可以感受到這個畫面撲面而來、直抵人心。魯布廖夫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使得這種來自拜占庭的藝術形式融合了俄羅斯的宗教特點,他的畫作浮現着祥和、甯靜、喜悅的光芒。魯布廖夫的聖像畫因此被認為是俄羅斯聖像畫的最高峰,在此以後的畫作大多沾染了西歐一些畫派的影響,再也無法完美地重現這種靈性之美。按照塔可夫斯基的說法,後來的畫作都“太過逼真”了。
雖然塔可夫斯基認為,電影應該盡量用黑白膠片來拍攝,即便他拍攝的彩色電影,也都經過減色處理,因為他覺得,黑白影像更接近心理和自然的藝術真實,而彩色鏡頭因其沖擊感太強而可能導緻觀衆脫離開對電影内容本身的關注。但是在《安德烈•魯布廖夫》這部影片的最後,他把色彩本身又還給了熒幕,這個時候的他已經不是一個電影拍攝者,他肯定更希望自己也是那默默祈禱的觀衆之一吧。
所以,揭露和批判并不是這部電影的最終目的,至少索爾仁尼琴也并不否認,塔可夫斯基是在努力為俄羅斯找回一個更原本的曆史根基。在俄羅斯曆史上,反對西歐主義的聲音一直存在,“分裂派”、各種斯拉夫主義者以及一些宗教思想家都可以被歸入到這一類别當中。當然,這些反對并不都是采取斷然拒絕的态度,大多隻不過是表明和強調東正教與俄羅斯命運之間存在的天然聯系。塔可夫斯基是能夠正視這種曆史經驗的人,在影片中,正是教堂的鐘聲把“同一血統,在同一土地上”的人們又一次凝聚在了一起,它撫平了亂世中四處蔓延的傷痛、克服了令人絕望的懷疑。念念不忘,必有回響,自十七世紀起,魯布廖夫在地方上被當作聖徒崇拜,一九八八年,俄羅斯東正教會正式宣布其為聖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