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着還要被傷害多久。
——題記
黃四寶終于畫上了女人裸體，但筆觸慌亂，傑克畫露絲時都不曾如此緊張；王彩玲最終改行賣了羊肉，但還是沒能治好了臉上的暗瘡。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人面面前有着各種事物，人面面前一無所有；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鐐铐中的起舞
布鞋也是舞鞋，胡老師在水泥地上踮起腳尖，跳出一曲殇歌，不是自甘堕落，而是自我閹割。除去政治性的信仰，撲身于文藝希求解脫。但小城又何嘗能懂那天鵝般的肢體起伏，漫天風雨、蜚短流長成了胡金泉生命無法承受之重。他寄托于王彩玲能救他于水火，以為“知音難覓，弦斷有誰聽”，後來他在純粹的藍中哭泣，黑風衣、白圍巾，在那些流言中都沒能落淚的他在午夜大街遠去，如同驕傲的天鵝垂頸于水底。
在春天，一個念頭發芽。在衆目睽睽下，潔白的芭蕾舞服沾上廁所的髒污。
即使知道邊界何在，即使戴着無從推卸的鐐铐。
“身份”的追尋
在文青眼中的那輛開往巴黎的列車，實際上是肮髒不堪的綠皮車；詠歎調唱的流光溢彩，但在這“一将功成萬骨枯”的現實世界，隻能偏安于小城市的教書匠。意識凝結于物質之上，歌劇《托斯卡》的響起，《為藝術，為愛情》。兩者虛無缥缈又落地有聲，愛情？藝術？大風，圍牆，和一塵不變的生活。她遊離于小城和北京之外，不被任何人承認，她所追求的愛情，早在麻木人群中痛哭的泡沫所戳破；而她所追求的藝術，其實是她僅剩的尊嚴而已。
後來她不再唱《為藝術，為愛情》，而換成了《水仙女》的《月亮頌》，她開始選擇向下兼容，放棄尋找那些身份意義。但什麼又是意義呢，不過是種形而上的“烏托邦”，消逝永不可逆，像無法拂盡的灰塵，生命刻度隻會紀錄着個體不斷失去而非得到的一切。
“他者”的困境
在逼仄的練習室，一面鏡子直直矗立在王彩玲面前。她逃不出這座小城，逃不出這小小的鋼琴室，甚至逃不脫鏡中人的命運。鏡子從完整到碎裂，如同後殖民主義中福科的“話語權力”，她的能力承不住其外現。王彩玲困在他者陷阱之中，活成他人想要的樣子，活成她認為最接近所謂理想的樣子，努力說服自己接受這個“他者”作為鏡像自我，哪怕遍體鱗傷。
面對個體困境，不能得救，也不能假裝獲救。
隻能自救。
于是她起來對抗灰敗和庸常。
王彩玲說：“甯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胡老師向她求婚，她說：我就是不甘平庸，實在堅持不下去，一咬牙随便找個人嫁了，我不是神。
最終，她還是以自己的方式向世俗妥協了。
胡波在《大裂》中，沉默地纏縛，沉默地收斂，絲線一點點絞盡了勒深了，心仿佛都裂了。所有人都被困在那節緊窄的車廂、那人聲鼎沸的市場或是那簡陋的地下舞室，自顧自地走着。王彩玲受不了這座不大不美不精彩但城市，受不了身邊庸俗的人，或者說，她感到厭倦的，是生活本身。她認為藝術升華了她的高度，可是她沒有享受到藝術帶來的幸福。
但好像什麼改變了，她慢慢放棄了愛情，放棄了歌劇院，放棄了北京戶口。
“這是我的女兒，叫王小凡，平凡但凡。”
李樯回憶起《立春》，與其定義為“挽歌”，時光過後，才後知後覺辨識出他們身上自始至終散發的“頌歌”性質。理想主義是可貴的，但健全的現實感和審慎、妥協甚至迂回也有着古典思想的淵源。王彩玲帶着女兒回到天安門樓前，席地而坐的和藹而溫潤。她心中究竟是悲哀歎息，還是安樂滿足。她不像俄狄浦斯般困在預言裡，但追求超越性道阻且長，将幻想的血肉剃淨，直到露出真實的骨頭，才知道宿命論的叙述，如同一座大山落在個體的身上。
每年的春天一來，實際上也不意味着什麼，但我總覺得是有什麼大事發生似的，我心裡但總是蠢蠢欲動的。
可等春天整個都過去了，根本什麼也沒發生。
我就很失望，好像錯過了什麼似的。
這是王彩玲的自白，也是無數個王彩玲們的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