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錢男孩》

當許多觀衆觀看《五分錢男孩》(The Nickel Boys)時，最先引起注意的，往往是它幾乎整部影片都采用第一人稱視角這一獨特選擇。這讓人聯想到早期的《硬核亨利》(Hardcore Henry)，一部完全用第一人稱拍攝的電影。但如果說《硬核亨利》是一部模仿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動作片——而且最終未能真正開創一個傳統，除了一些主要面向虛拟現實設備的嘗試之外——那麼《五分錢男孩》的第一人稱使用則完全不同。它并非遊戲文化的噱頭，而是嵌入在藝術電影的框架之中：影片通過精心設計的場面調度來推動叙事。不過，這種形式本身卻具有破壞性：第一人稱鏡頭之間的剪輯與第三人稱鏡頭之間的剪輯并不相同。後者隻需一個靜止畫面就能穩定下來，而前者必須依賴連續的運動，以及“鏡頭—主人公”與其他角色之間的關系來建立。

我想暫且放下對第一人稱電影的一般性讨論，而是聚焦于這種形式如何與影片的主題發生互動。不同于以往那些試圖讓觀衆“沉浸式參與”的第一人稱實驗，這裡它反而提出了一連串問題：“我-眼”是參與者還是見證者？是内部者還是外部者？更關鍵的，是誰在觀看、觀看的位置又在哪裡？這些并非抽象的存在論難題，而是我在觀影過程中不斷被迫思考的實際問題。影片中有時鏡頭會飄離角色的物理位置，轉而靠近他所關注的對象。比如，在埃爾伍德因同車竊賊被捕後，祖母烤蛋糕的場景中，極端的蛋糕特寫并不是埃爾伍德的直接視線，而是他在情感與主觀經驗上的聚焦。這種遊移在特納登場後變得更加強烈，因為此時“我-眼”開始在埃爾伍德與特納之間來回跳躍。

在我看來，這種模糊性不是缺點，而是優點。在一部關于黑人身份的電影中，主體性的拒絕穩定和單一，恰恰抵制了将黑人經驗呈現為超驗的、同質化的誘惑。影片最後的揭示——特納繼承了埃爾伍德揭露五分錢學院的使命——不僅是一個人物弧線的完成，更是“我-眼”的轉移。埃爾伍德起初的同化希望，最終轉化為特納對民權精神的繼承，而這一轉變不僅在叙事層面實現，也通過視角層面得到表現。作為一名非黑人觀衆，我尤其被這種視角處理所觸動。它凸顯了身份并非一種先在的“本質”，而是在互動過程中生成的東西。這聽上去似乎很抽象，但影片通過不穩定的第一人稱鏡頭，讓這種生成的過程得以被感官地、情感地體驗。

最後我還想指出——但留待以後讨論——影片的反烏托邦特征。它對監禁與控制的描繪，讓人聯想到《飛越瘋人院》與《肖申克的救贖》，但相對這些贊頌普世（當然說到底是白人）自由主體，最後卻幾乎是無可避免滑向文化自由主義的作品，《五分錢男孩》又展現出重要的差異。至于為什麼這麼說，唉，我現在懶得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