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手冊》評論出來時，好奇去找來那集《雙峰》看，對比之下，同樣核爆場面，諾蘭似乎隻想做供科技館巨幕影院放映的科教片，至于“在巨大的腳踏船上兜圈子”，從聽證會繞回聽證會并在同一緯度問題上糾纏，諾蘭隻為做結構上的“複調”，我們已經見過可以倒過來演奏的卡農（《記憶碎片》），他在《敦刻爾克》開始嘗試的是三聲部，而這部因為他的起點基于奧本海默和斯特勞斯兩個視角，所以他需要最終繞回這兩個人物，甚至不惜犧牲之前大量上層軍政視角的鋪設，又繞回這兩個人物作為對手的存在，而在這期間其他人物如同穿插而入的各種聲部，并讓觀衆看到兩人在各自不同形式中，不斷達到其自身的臨界點，心理破防，崩盤，湮滅。一個人的對手的性質常常決定着一個人的觀點的表達方式。斯特勞斯視角的台詞大部分是虛構的，帶着當年麥卡錫意識形态下的主觀假設，為其完成一套僞反派式的叙事，并正如諾蘭自己提示的那樣，斯特勞斯像《莫紮特傳》中的薩利耶那樣，在問詢官員（神父）面前揭露自己的平庸，猜忌和險惡，而與此同時，奧本海默的境況同樣糟糕，最終在面對自己曾在A Bomb和H Bomb問題的雙标下接受道德和靈魂的拷問。斯特勞斯是和科學沾邊的紅頂商人，他投資實驗室，支持核彈研制，奧本海默是參與政客遊戲的科學家，兩個都愛國的猶太裔美國人，為了證明自己在上層建築的地位，最終因為權勢鬥争走向了對立面。

奧本海默視曼哈頓計劃為自己的職責，并賦予某種接近于科學家天職的意義，而愛因斯坦則告訴奧，忠誠于某個上層建築沒有意義，以及因此而衍生的職責同樣沒有意義，事實是當奧本海默越接近上層權力中心，他越變得喪失自我，遂而成為了徹底的工具人，因為他的意志和能力不足以和強權做鬥争，因為這個時候，他的神，也已經變成了當權者。當洛斯阿拉莫斯的絕大多數科學家都反對将原子彈投放城市，僅支持對一座空島進行示威襲擊，并集體簽下了希拉德請願書時，正如電影中我們所看到的，奧本海默一手推開了請願書，鏡頭給了遠處軍方的車輛，也許在這一刻，奧本海默知道軍方堅持投放的決心，也知道這份請願書注定不會起任何作用，如果我們去更深一步地探索，另外一條和奧本海默相近的平行線故事是格羅夫斯曾因為憎恨希拉德，認為請願書會削弱其他他科學家的積極性并危及機密，于是在那個夏天試圖收集證據，證明希拉德存在安全隐患，讓他退出曼哈頓項目，而當年奧本海默勉強支持了這一舉動。他還确保請願書永遠不會送到杜魯門的辦公桌上，從而導緻當時總統在做最終決策時手頭并無其他選擇，尤其在1945年一次關鍵的決策會議上，奧本海默并沒有反對以平民為目标的原子彈投放決策，而隻是關注于炸彈的視覺效果和同時打擊的可行性。當格羅夫斯獲得批準将希拉德等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從該項目中清除時，他也保持了沉默。因為從奧本海默的視角認為，他試圖用這些背叛換取了一個承諾，即蘇聯将被明确告知核彈及其計劃使用情況。這些讨論意味着蘇聯不會以一種可怕的方式措手不及，從而刺激軍備競賽。但相反，在三位一體試驗成功後不久的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與斯大林的會面中，隻是漫不經心地、含糊地提到了一種新武器，并沒有與他的對手進行認真的讨論。這與當年玻爾提醒奧本海默原子彈一旦研制出來後要當心上層用于軍擴的問題，奧本海默對其做出承諾的軍控限制問題付之東流。這裡影片中隻是一筆帶過，以至于這句殘言片語留下的動機都很難确定。而戰後，杜魯門将請願書列為 "機密"，因此希拉德也無法向媒體公布請願書。

就事實而言，奧本海默背叛了許多人，不僅僅是片中提到的那些，更多的是當年簽下希拉德請願書的那些科學工作者們，相對于奧本海默後來越來越變成禦用科學家，這批科學家在恪守研發職責的同時擁有更強烈的道德底線，片中有個細節，當時被奧本海默拒簽的希拉德請願書，泰勒卻願意簽，這也許是片中諾蘭對于這兩人區别的一個晦澀的表态，就是對于追求科研和實際應用，泰勒顯然比奧本海默更清楚，其中的區别和人性道德的底線應該在哪裡。“你已經是個政客了”，這句台詞這也是通過泰勒點醒觀衆的。奧本海默駁斥氫彈研制的理由一直是氫彈即便造了也毫無用武之地，但是顯然泰勒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應用。當年左右奧本海默所作所為的是即将到來的勝利和歡呼（跺腳聲），我很想串聯雙峰說他其實腦子裡有個Bob（Bomb)，直至當這個聲音真實想起時，成了他後半生噩夢的開始，而當聽證會上再次在他腦海中響起時，正是他徹底破防之時。諾蘭似乎很努力在表達這層叙事的影像邏輯，這是一場複調中呈現不同形式變奏的動機線，諾蘭很多立場其實是埋藏在這些小細節的視聽元素中，有時也許必須對比曆史細節才會得知作者意圖，也許他隻是顧及對位剪輯故意缺失了很多。根據史實截至1954年，作為政府科學家代言人的奧本海默因為政府決策導向支持氫彈，顯然氫彈問題在現實中并不是那場聽證會的主題，因為在聽證會上，奧也支持氫弾。而那場靈魂拷問實質就是一場半虛構的重頭戲，并且以其自身彩色視角呈現，即便沒有檢察官，他應該也被自己審問過無數次，所以縱觀全片，諾蘭表達的奧本海默并不是一個完全無辜的受害者，也許他也和斯特勞斯一樣，在某些方面被自己的野心和欲望反噬了，相反徹底打敗奧本海默的也不僅僅純粹是因為斯特勞斯為報個人私仇，終究還是當時美國軍政層面的強大權勢導向，即便連麥卡錫主義都僅僅是借口，格羅夫斯當年用在希拉德身上的，自然斯特勞斯也可以用在奧本海默身上，而且算是個慣用伎倆，因為反對研制氫彈很顯然觸動了軍方的利益和立場，無論奧本海默是出于對波茨坦會議的失望，還是怕自己原子彈之父的地位遭受到動搖，軍方隻是為了掃除路障。但是最終真正讓核協約得以推廣，讓奧本海默得以正身的恰恰是當年那批在最前期簽希拉德請願書，反對核擴散的科學家們，他們同時堅持科學也堅守科學使用的限度和緯度，但在片中僅僅被David Hill這個角色代表了，而當年由于對奧本海默的審判曾造成了一場空前的道德危機，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493名科學家，在阿貢國家實驗室工作的另外214名科學家分别簽署了抗議聲明。但在影片中這些真正代表正義的科學家們對政治迫害的集體反擊被抹去，隻剩下David Hill在針對斯特勞斯聽證會上以一種個人對個人，以牙還牙的模式完成了某種報複。

這部電影最大的悲劇也許不是某個個人的，而是當年就投放原子彈決策時，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作為最有話語權的參與者被集體“失聲”，半傀儡的奧本海默淪為政府的“聲音”，一半為自己一半為軍方地講述廣島叙事邏輯，而格羅夫斯從開始就知道投放目的是為了威懾蘇聯，而不是單純為了停戰，因為在投放前幾個月蘇聯就已經參與作為中間人和日本談投降條件，但是半個多世紀之後的我們，依然感受到了那種“失聲”，依然感受到了某種遮遮掩掩，依然還是隻能聽到仿佛是被迫無奈之舉的廣島叙事，甚至導緻日本方面認為這部電影作為美式主旋律的标簽過于嚴重，既沒有對廣島叙事加以駁斥也沒有更堅定地反核。

但是幸運地是，也許正是由于電影的熱映，美國很多相關的科學家和學者開始反思這些相關的問題，并給予曆史一個相對客觀的叙事視角和緯度，在一些問題上不應當如此模糊且測不準，即便我們同情當年當事人的處境和境遇，但某些巨大的災難，實在不允許再出現第二次甚至引發新的核危機，因為這不單關乎科學家自身人權的維護，更關乎在全球化關系不穩定時期有可能發生的對世界和平造成的巨大傷害。

奧本海默依舊是一個諾蘭《黑暗騎士中》的雙面人，但對于這樣一個重量級的科學人物，諾蘭還是盡量想把他塑造成光明騎士。而面對希拉德請願書的再次失聲，諾蘭會不會也會像奧本海默那樣逐漸成為好萊塢的禦用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