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國内重映紅豬我也再看了一次，這回看讓人想到《起風了》。軍國主義法西斯的曆史應該是日本每一個二戰後的日本文學、電影作者都要去應對的問題。在這裡，紅豬有充分的能力去脫離政府，做一個優雅又自由的賞金獵人。這是一個把沉重曆史放在很遠的背景裡的輕松幽默的傳奇。但掘越二郎作為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沒有那麼多選擇。戰争、災難、法西斯作為現實是故事的前景。《分成兩半的子爵裡》有一個手藝高超的工匠，但是在壞子爵的統治下，這個善良的工匠造出了最精巧、最高效、最富有創造力的斷頭台。

掘越二郎就是這樣的角色，加上他是一個有腦子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創造殺人機器。但宮崎駿似乎在很努力的去處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把設計飛機視為生命的天才，怎樣才能在這樣一個飛機隻能是殺人機器的時代裡活下去。因此這裡有一個無法彌合的矛盾，一面是為了夢想和熱愛而活下去；另一面是這種活法在那麼一個時代意味着殺人。

這樣的故事很容易就被理解為為日本軍國主義曆史洗地了，但這種理解似乎太過簡單。如果掘越二郎的那個愛國的熱血好朋友是故事的主人公，那電影就是洗地沒錯了。但這裡更深層次的矛盾是個人和時代的那種無法彌合的矛盾，以及那種矛盾産生的悲劇（和肺結核老婆的支線加強了悲劇感）。在《紅豬》這個輕松的故事裡，紅豬總是能逍遙的在政權之外做一個潇灑的英雄。但當現實真的像《起風了》那樣壓在凡人身上時，他還能為自己的夢想而活嗎？即便為自己而活意味着為法西斯創造殺人機器也不回頭嗎？純粹的夢想遇上殘酷的時代，就像純愛遇上疾病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