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事故》正是啟發自Panahi入獄時的見聞，把政治犯的故事從另一個角度表現，拍出他們出獄後回歸社會生活的困難和如何陷于因被迫害而受仇恨影響思想的困境。雖然Panahi同為政治犯，但他這次新作着眼點不是伊朗政權直接的暴力呈現，反而反思這樣的環境造成報複心理沒盡頭的恨可以用什麼化解，讓人真正擺脫木頭腳陰魂不散的腳步聲。

一般人很難想象政治犯重獲自由的生活是如何，雖然都過着普通人的生活，但受刑的經曆影響深遠。前政治犯兼車庫老闆遇上疑似當年對他施以酷刑的「木頭腳」獄卒，後來把他綁架并計劃殺死報仇。但為了确認身份，他聯系上幾個同是被木頭腳虐待過的前政治犯，一同計劃殺死他，但又掀起了對報仇的道德争辯。片中幾位涉事的人都是曾被伊朗政權監禁施以酷刑，各有不同背景和性格，他們是基于Panahi入獄時與其他同囚交流而塑造。加上Panahi出獄後的心理變化，令角色更有血有肉。表面上，他們過得平凡，但當木頭腳又出現在他們面前，壓抑多時的憤恨都爆發出來。像Hamid滿身憤怒，失去理性判斷的能力，一心想把木頭腳和他的家人殺死。但他的前女友雖然憎恨木頭腳，但在不确定身份和其妻需要入院産子的情況下仍然保持理性。而Vahid亦一吐多年來每天夢中都被木頭腳的精神虐待糾纏。衆人在原定埋屍點那場長鏡頭戲，一次過讓所有人争論仇恨、創傷、面對一切的态度等深層次問題，呈現政治犯恢複自由後仍然需要撫平的各種傷口。那一刻，這群昔日的階下囚都表現出自己心靈尚未真正獲得自由，因為彼此都陷于迷失之中，亦正是Panahi最希望别人了解他們一衆政治犯每天面對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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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報仇隻是延續仇恨，那如何才是化解方法？這就是Panahi讓木頭腳的妻女成為劇情關鍵的原因。當衆人商讨活埋木頭腳之際，他的女兒打來求救，因為母親快要生子，衆人的恻隐之心驅使他們前去幫忙。面對著一個曾經想置他們于死地的仇人，竟然要去幫他的親人迎接新生命誕生，當中的矛盾一定百感交集。諷刺的是，木頭腳兒子出生的醫院正是稱作Eghbal，仿佛一行人又回到仇人有份建立的體制。最大的掙紮不但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否合理，而是是否真的「禍不及妻兒」？新生的兒子是仇人骨肉，但本身與他們的遭遇無關，不應該因為前人的福禍而背負任何懲罰。Vahid還是按習俗向木頭腳的家人送上禮餅，就是挽留一點善意和把真正的罪人分開。Panahi借此寄語世人切勿被仇恨沖昏頭腦，情緒淩駕理性，可能令自己變成與仇人無異的人。結局中，Vahid放走了木頭腳，但木頭腳又疑似上門找他，隻得Vahid背影又聽到腳步聲留下的懸念令人心寒，仇恨暴行種下了延續的禍根。但再解讀的話，可能木頭腳未必是來報仇，而是答謝對方救了他一家或為所做之事道歉，甚至有其他裝義肢的人上門，暗示一切隻是誤會導緻的意外，這也是伊朗政權對政治罪行壓迫在民間形成的一種恐懼，彼此之間失去了互信，換來猜忌。

在這部電影中，雖然Panahi仍然不乏對伊朗政權的控訴，但結合出獄政治犯的情緒與行為變化，在電影語言中嘗試模糊兩者在人性交點時的分野。一開場，木頭腳駕車回家時撞死了一頭狗，卻若無其事地駛走，其妻還輕描淡寫地指隻是真主安排的意外。那頭狗并沒有出鏡，暗示了木頭腳本身從事過獄卒隐藏身份迫害人的工作，并養成對此麻木的心态。但在木頭腳被綁架到郊區後，Vahid和Shiva一度對他施以暴力，那一刻在背光的影像下，猶如暗處審問犯人的肮髒手段。這一刻，迫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像置換了和模糊了，因為大家都有了相近的經曆。木頭腳在嚴刑逼供下終于承認自己就是當年的獄卒，還辯稱隻是制度齒輪和對被役後可以封聖感到自豪。鏡頭用汽車紅色警告燈作為光源，照着綁在樹上的木頭腳，象征暴力和血腥。

Panahi的獲釋，令《普通事故》得以面世，繼續展現自由創作的勇氣。電影對政治犯獲釋後的人性掙紮和心理變化捕捉得精準和充滿血肉，反思仇恨、高壓社會下如何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情緒主導造成的惡果。無論我們有什麼經曆，哪怕是經曆過普通人難以想象的傷害，保持善良和人性的恻隐之心是必須的。否則，曾經的受害者都可能深陷迫害者的人性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