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開始半個小時後的直觀感受是：像是在看韋斯•安德森。
不同之處在于，韋斯•安德森拍電影的過程是在造夢——他的電影中往往存在一套和現實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而《芭比》的世界則完全基于現實。韋斯•安德森的電影關乎孩童的世界，而芭比則是完全意義上的成人的電影。
...正如觀衆所見，《芭比》中存在兩個世界體系，即“芭比樂園”和現實世界。兩個世界的世界觀和社會面貌彼此獨立。然而在某些方面，兩個世界又彼此貫通。
起初的芭比樂園并不是什麼理想天堂。貌似理想的生活狀态背後，無處不體現着資本的景觀。
...“你必須瘦，又不能太瘦。你不能說自己想瘦。你得說，你是為了健康，所以不得不逼着自己瘦……你要為了男人而美，但不能過度，讓男人有非分之想，或者讓女人有危機感。因為要想融入女人圈，就不能過于突出。”在這裡，女性必須以美的面貌出現，而美卻以标準化、範式化的刻闆印象示人。
不僅如此，她們必須保持快樂，卻不能表現出任何發自内心的喜怒哀樂。這是一個與真實的情感絕緣的世界。這裡充斥着塑料般的質感，一如人們平面化的感情。一切都呈現出視覺化、商品化的特色。在這裡，生命自然的生老病死被禁止，橘皮組織被禁止。同樣被禁止的，還有個體生命的獨特性。所有的女性都被稱為芭比，而所有的男性都被稱為肯。死亡的話題成為禁忌，生命永生的方式如同千篇一律的塑料。人們隻是玩偶。
在芭比樂園，很難發現父權制顯露的痕迹，而父權制的審美、生活方式、話語規則卻以近乎隐形的方式傳播它們的痼疾，滲透着人們的神經。總統是黑人女性——看似由女性主導的芭比樂園同樣無法逃脫父權社會虛僞、刻意的政治正确。（僅僅是針對該現象而言，沒有歧視黑人和女性的意思）
當芭比被關于死亡的念頭困擾，她決定離開芭比樂園，在現實世界尋找自我解救的出路。在現實世界中，芭比舊有的世界觀不斷被颠覆。在這裡，芭比被人們視作男性凝視的産物，被視作法西斯和女性主義的敵人。在這裡，男女平等貌似已經實現，而父權制的力量仍然在不覺之中控制着一切。女性苦苦求職的同時，男性隻需要一紙文憑便可輕松獲得工作。而在芭比公司這樣一家為女性兒童設計玩偶的公司，曆史上卻隻有兩位女性高管，還被虛僞地稱作公司的“基石”，以展示女性在公司發展中的作用。
男女平等似乎已經在這裡實現。然而，父權制隻是藏進了更隐蔽的角落，通過密不透風的邏輯，繼續實施着它的控制。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芭比卻找到了她從未擁有過的珍貴事物。她找到了真實的情感。在這裡，并非所有日子都是完美而快樂的。人們會感受到痛苦、焦慮。可是與此同時，他們也時時感受到真實的愛、真切的幸福。他們會經曆生死，也因此更明白生命的價值。這一切都無法在芭比樂園的塑料景觀中被找到。最重要的是，她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造物主，芭比的母親。這是一次神啟般的邂逅。在這裡，她無限接近真實的自我。
至此我們發現，芭比樂園和現實世界是兩個相互獨立的世界體系。可是在相互獨立的基礎上，兩個世界又相互貫通。芭比樂園是現實世界資本主義設計的産品。它是現實社會創造的美好理想，卻不可避免地顯現出現實社會的種種痼疾，也反映了父權制度的虛僞性。
即便如此，芭比樂園并不是任現實世界擺布的玩物。它會自行發展，衍生出種種新的觀念和社會景觀，并反作用于現實社會的商業資本發展，甚至影響人們的觀念。這一點恰似芭比本身的發展過程。芭比玩偶本是男性凝視的産物。然而在今天，芭比電影卻成為了反對父權制的武器，成為了女性主義的一面旗幟。
在肯占有芭比樂園并建立父權制後，覺醒的芭比們奮起革命，最終恢複了原有制度。可是這一過程并非簡單的秩序的恢複。芭比樂園回歸的不是它的過去，而是嶄新的生活方式。芭比們瓦解的不僅僅是肯所建立的父權制，還有芭比世界原有的、隐蔽的父權制景觀。芭比不再執着于範式化的美，也學會聆聽自我呢内心深處的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芭比樂園制度重建的過程同樣也是肯覺醒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他開始發現自我内心的願望，發現何謂幸福，何謂愛。由此可見，在父權制的統治下，男性同樣是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盡管處在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地位，他們的思想同樣是不自由的。芭比樂園的重建同樣意味着男性的真正解放。在這裡，父權制不僅僅代表性别上的對立和壓迫，還意味着觀念上的控制和禁锢。
結局代表着父權制的終結和女性的自由意志确立。芭比不再活在他人的目光裡，不再是任人擺布的産品。她獲得了自由選擇自我身份的權利，芭比樂園和現實世界也都獲得了煥然一新的開端。
需要提及的是，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結局代表了資産階級右派的願望。性别對立和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都得到了調和。通過溫和的方式，矛盾沖突在大團圓的結尾中被解決。
但歸根結底，女性主義是一種左傾的運動。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它都應當是更激進、更有力量的。在這一點上，好萊塢難免有粉飾矛盾和消費女性主義之嫌。同時，說教色彩太重也是其弊病之一。
這是這部電影的遺憾。如果刨除不可抗力的影響，它本來可以是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