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莎士比亚有句著名的台词：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抑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无独有偶，《共产党宣言》的开头说过：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选第一卷的开头，也写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其实莎士比亚的问题里，无论哪一种行为都很高贵，因为承载这两种行为的主体一直是劳动人民，他们对苦难命运的不同态度决定了历史的不同样貌。
...一、国家和社会主义
《亲爱的同志》是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如何理解历史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这部电影，而电影之外观众们的反应也恰如其分的证明着历史对我们的塑造。
目前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还是以当代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陈词滥调为主，而不能从阶级的角度分析事件的动因，容易陷入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悖论，即使按照自由派的话语，弗洛伊德和奥巴马也并不能享受同一种自由。要知道，私有制的完全消除是获得真正民主的前提，而国家的消亡，是获得真正自由的标志。
如果以白左式的精英视角解读本片，除了能获得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和对权力的畏惧外一无是处，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这部电影。
正像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评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时说的，“今天的重要任务是在不否认十月事件的巨大解放潜力的前提下思考从列宁主义走上斯大林主义的必然性，也就是不再仅仅重弹自由主义的老调，认为激进解放政治中潜在着'极权主义'的危险”。
我们应做的是从两个阶级的视角分析其中的矛盾。如同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样，在影片中，工人阶级基本成了面目难辨的背景板，但却是他们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列宁在写于十月革命前夕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时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同时他也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有受资本主义腐蚀转变为官僚特权机构的趋势。
但列宁仍然低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变质带来的问题，这一重大bug也导致了几十年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在十月革命胜利不到五年后他就忧虑的发现这一趋势成了既成事实，而官僚化在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说历史没有给他时间和机会解决。
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恩格斯就指出过“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存在了”。
...那么如何解答片中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罢工这个疑问呢？一般提到苏联总会说这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只是苏联历史中相对短暂的一个时期，苏联（含苏俄）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1917-1936）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时期（1936-1956）官僚资本统治的修.正主义（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时期（1956-1991）
之所以出现第三个阶段，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官僚体制这个利维坦的不断庞大，虽然名义上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制，但官僚可以在事实上掌控和处置生产资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性质悄然改变了，形成了新的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理论水平极差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所谓的改革严重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这一变化的详细过程不赘述，可参考柯雄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
工人罢工及流血事件是《亲爱的同志》这部电影的核心事件，这一事件的原因，除了后来我国官方总结的赫鲁晓夫失败的经济改革导致的物价上涨，还有个隐晦的原因是苏联官僚集团消费了工人阶级产生的大量剩余价值，这个矛盾在影片中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工人对涨价和特权的不满是这一事件的导火索。
...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看它如何标榜，而是看工人阶级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否则，印度的宪法序言里也提到印度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既然知道了国家是个什么东西，也明白此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到这里便可以解答女主角的困惑：为什么克格勃会向人民开枪。因为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本质上是一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成为了被镇压的一方，这是说明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国家性质的一个重要例证。其实这一点在中苏论战时的“九评”文章中就已经很直接地指出了。关于赫鲁晓夫留给苏联的宝贵遗产，可以参见这篇文章：热爱玉米的赫鲁晓夫，给苏联留下满地“烂雪泥”
游行的群众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都被洗脑了，而是因为这些领袖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通过这一方式宣示自己主人翁（曾经）的地位。
......作为对比，赫鲁晓夫的画像被工人摘下来摔打泄愤。
......动乱事件过后，市委办公室重新打扫一新，赫鲁晓夫画像却没有挂上去，一处有趣的暗示。
...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也是既得利益者，开头即交待了她是特权阶级的一员。
...但她的情感仍然停留在斯大林时代，并不是她被斯大林洗脑了，而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影片对这方面也做了交待：一是她对那个时代经济发展有着切身的感受；
...二是那个时代承载着她的青春记忆，她在卫国战争中认识了所爱的战斗英雄，一同为共产主义理想战斗。
...从中可以看出，女主角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官僚，而是在卫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党员，她并没有从理论角度意识到国家性质的转变，但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渐渐迎来了国家理想的破灭，并为此感到困惑不已。
...作为对比，女主父亲是个沙俄遗老，在新政权中郁郁寡欢的旧军人，显然并不能理解她的痛苦。
二、家庭、国歌与斯大林
《亲爱的同志》是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但不完全关于历史，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通向了未来。
如果把“母亲”这个角色理解为祖国，那么女主角的心路变化很好的反映了苏联-俄罗斯几代人的意识形态变化，从战争年代的理想主义（斯大林时期）到改革后的迷茫困惑（赫鲁晓夫及其后时期），再到解体后的上帝信仰的回归（普京时期）。
这一脉络在影片开头的国歌中就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苏联国歌的词作者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正是本片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父亲。
米哈尔科夫曾三次为苏联-俄罗斯国歌谱写歌词，即1944年版的苏联国歌，1977年版的苏联国歌（删去了前一版中的“斯大林教导我们要忠于人民”，这句话同样是影片中女主角的认识），和2000年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国歌（歌词中加了“上帝保佑”的内容，而女主角在结尾看到“神迹”时的台词也是“我的上帝”），三首旋律一样的国歌，歌词的变化反映了这个国家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米哈尔科夫经历的国歌中的思想变化恰好在女主角身上得到体现。国歌-女主角-国家的三重变化在这里得到了统一。
另外要说明一点的是，影片开头播放的国歌是无歌词版本的，也就是只有旋律没有歌词，这当然不是导演替自己的老爹谦虚，而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推行去斯大林化政策，1944版国歌的歌词被停用，所以苏联国歌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只有旋律而不能唱歌词，1970年米哈尔科夫创作了新歌词，直到1977年新歌词才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通过。
女主角的部分原型很可能就是来自导演的父亲米哈尔科夫，她对斯大林的看法与米哈尔科夫出奇的一致：
...片中提到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实际上是玉米对官僚集团的一次投名状，意即：你们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乌纱帽，所有责任都推给斯大林就好了。
根据苏联解体时解密的文件来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大量内容是他临场发挥编造的，但当代主流语境下对斯大林的塑造又有很多是来源于秘密报告，至于对其中真伪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考美国历史学家格雷弗·弗根据大量解密档案写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母女二人吵架这场戏很有意思，既是当时两代人对政治的看法分歧，也是今天俄罗斯人对斯大林两极分化评价所持的两种观点。不过近年来俄罗斯民调显示，对斯大林持正面评价的人在持续增长，即所谓“民间再斯大林化现象”，片中将女主角设定为斯大林追随者，除了导演父亲的影响，或许也与俄罗斯的这股思潮有关。
...部分观众对斯大林的理解和片中的女儿一样，所以当看到女儿反驳母亲时觉得是女儿道破了真相，这就造成一种有趣的偏差，即很多观众对女儿甚至女主父亲的认同要大于女主角。但仔细想想就发现，如果女主角真像女儿说的那样害怕斯大林，又何必在去斯大林化的时代还保留他的画像并几次真情流露地怀念呢。
所以实际上，对于这三代人，导演没有要偏向那一边的意思，而是通过三种不同的价值观折射出苏联的历史变化，这三类人共同构成了过去一百年苏联-俄罗斯的历史。
......女儿是这个国家性质转变、阶级重新分化时期的牺牲品，由于不谙世事，一方面相信了“宪法赋予的权利”，一方面又轻易接受了去斯大林化时代的秘密报告式的话语，所以这个家庭中，最接受赫鲁晓夫话语的人，反倒成了赫鲁晓夫政权下的第一个受害者，不得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女主角家中挂着不止一幅斯大林照片，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导演还在做另一种暗示：就像这个家庭中父亲（丈夫）是缺席的一样，斯大林也是这个国家中缺席的父亲，而这个家庭/国家由于理想的消亡将不可避免要走向分裂（解体）。
......三、怎么办
在苏联解体的第三十个年头，我想导演拍这部电影并不只是为了对远去的历史做一次伤痕回顾，而是在历史的镜像中加入对当下的思考，去探索俄罗斯人的去从。
同时《亲爱的同志》这部电影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关于政党在无产阶级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中介作用的思考，即政党如何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而影片中记录的历史事件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政党会开始走向自己历史作用的反面，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先锋队变质问题。
...女主角的困惑是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结果，是后斯大林时代一代人的困境，就像她的特权身份（工人反对的）与她的共产主义理想（工人追求的）的矛盾一样，政党与无产阶级的历史关系变化构成了后来的人们理解历史时的矛盾与困惑。
......女主角直到那段喻示着“上帝回归俄罗斯历史”的神迹前仍然盼着斯大林回来，她仍然把自己（或“我们”）当做是被拯救和被领导的对象，没有建立起自发的历史主体意识。实际上，斯大林回不来了，而上帝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但是我们并不比女主角高明多少，在历史与未来的出路面前，我们经历着同样的困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只能送给她《国际歌》里的一句词，也是曾经经常出现的宣传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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