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曆史周期——《讓子彈飛》上映十周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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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彈飛》上映距今已經十年了，看懂這部電影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台詞在互聯網上被頻繁引用玩梗，其中的很多情節既是對曆史的仿寫，又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這部電影突破了八十年代以來由傷痕文學塑造的主流話語，對于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那些禁忌或不禁忌的過往，大膽而巧妙地進行了戲谑和重塑，用喜劇的方式建立了屬于姜文的宏大叙事，同時又對曆史有着真正深刻的反思。

情節跌宕起伏，表演精彩風趣，即使不明白其中的隐喻，隻把本片當成土匪鬥惡霸的故事，也會收獲足夠的享受。而如果熟悉20世紀的中國曆史，觀看時會更加妙趣橫生。當然我的理解隻是一家之言，并不全面，這是一部常看常新的電影。

《讓子彈飛》其實是三部電影，或者說是三重故事。

第一重是一個類似《七武士》的鏟強扶弱的英雄贊歌，七個人通過發動多數人的力量，進行艱苦卓絕的鬥争後掃除了魚肉百姓的強權，最後民衆歡呼着享受勝利，英雄卻有說不出的落寞，姜文還在影片的高潮段落“槍在手，跟我走”處借用了《七武士》的配樂，不同的是《七武士》所講述的重點是武士的俠義，而《讓子彈飛》主題則是革命，于是便有了第二重故事：關于1949年以前的鵝城。

第二重。民國八年（1919），南部中國，馬拉列車滾滾而來，很多人受這輛列車影響，決心讓鵝城百姓擺脫賣兒賣女的悲慘狀況。其中有一個叫張麻子的人，早早懂得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獨立自主，站着把錢掙了，于是他拉起一支隊伍劫富濟貧，但這麼做嚴重損害了以黃四郎為代表的地主買辦們的利益，所以稱其為“匪”，幾次派兵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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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黃四郎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張麻子還曾經與他共事，但是後來黃四郎腐化變質，從一個革命者退化為地主惡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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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麻子的隊伍在與黃四郎的鬥争中逐漸壯大，因為他特别善于發動群衆，與各方勢力聯合成統一戰線，所以朋友越來越多，敵人越來越少，得民心者得天下，最後終于擊敗了黃四郎，這便是鵝城前三十年的故事。

很多人覺得張麻子是天降神人，能從不起眼的山溝土匪起家，趕跑南國一霸黃四郎，其實他明白自己所依仗的，無非是人多力量大這一樸實無華的真理。于是又有了第三重故事：發生在1949年-1979年之間的鵝城。

第三重。創業難守業更難，雖然麻子進城之前就說過“我們不當李自成”，但兄弟們在城裡待久了不免以功臣自居，覺得享受點特權是應該的，大哥卻一直要我們艱苦樸素，難免會覺得“有點不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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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們都覺得打敗舊黃四郎就算是大功告成達到終點了，該考慮掙錢的事了，大哥卻說這隻是萬裡長征的第一步，“掙錢對咱算個事兒嗎”，因為黃四郎當初也是革命者轉化來的，所以不能松懈，他不想讓兄弟們變成黃四郎。沒有黃四郎很重要。于是分歧漸漸多起來，其中老三甚至起了取代大哥的想法，大哥穿白西裝他也穿，大哥戴九筒他也戴，而且做壞事的時候還打着大哥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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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麻子人生的最後十年，矛盾激化到難以彌和的地步，但大多數兄弟都站在老三這邊，于是張麻子又一次祭出了自己的絕招——發動群衆。而老三們這時已經成了新的黃四郎，并且更加難對付（黃四郎不是專指某個人，而是指某一類人或某一類階級）。麻子想靠發錢來發動群衆，黃四郎說：扮成麻匪，他們怎麼發，你們就怎麼搶。鵝城百姓分不清哪個才是真麻匪，很多人因此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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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這裡黃四郎戴的是三筒，是老三變質後的黃四郎。導演在本片中是将前三十年（1919-1949）和後三十年（1949-1979）并行，而非按時間順序銜接，這樣做就增加了隐喻的複雜度，所以要注意區别所指涉的年代。

新黃四郎這招“假扮麻匪搞亂他們”确實奏效了，多年以後，鵝城百姓仍然覺得麻匪發錢是段不堪回首的瘋狂往事，并因此怪罪張麻子，同時歌頌黃四郎（老三）結束了麻子的胡作非為，給他們帶來了好生活。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這時張麻子應該會想起黃炎培說的那段話：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