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无物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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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正处于美国黑人平权运动高潮的前夕，黑人音乐家唐·雪利决定南下巡演，这便是《绿皮书》的故事发生的背景。


1956年，爵士音乐人纳金高尔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受邀在白人机构演出的黑人音乐家在美国南部地区的伯明翰为观众演奏。结果，演出刚开始，就有观众不断地向台上丢掷垃圾，纳金高尔被推下舞台，遭到3K党的暴虐对待——台下的观众都是白人，而纳金高尔所演奏的曲子正是当时所谓的“白人音乐”。这是电影《绿皮书》中当白人司机托尼对唐·雪利放弃北方优渥的待遇与生活，远下到对黑人充满歧视与不公正待遇的南方作巡回演出感到疑惑时，另一名乐手告诉他的故事。


60年代，正是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黑人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遍布黑人旅馆与“日落镇“（日落后禁止黑人活动的城镇）的时代，极端美国白人莫名的仇恨与歧视和黑人同胞们的觉醒和抗争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顶峰，电影的名字“绿皮书”正是这一不光彩时代的特殊产物——里面详尽地记载并标明了美国各州黑人可以自由出入的餐馆、旅店、酒吧，甚至道路。


身处这一时代的美国，黑人音乐家唐·雪利出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在古典音乐方面极具天赋，却限于自己的肤色只能听从唱片公司的安排演奏爵士乐。正如影片中的台词所说：“成为一个天才还不够，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是需要勇气的。”讽刺的是，作为一个兼具天赋和勇气的黑人，为了顺利地完成南下巡回演出，唐·雪利不得已要以高昂的报酬雇佣一个擅长“解决问题”的白人司机，即片中另一主人公——托尼·利普。最开始，托尼极其厌恶黑人，就连家中黑人工人用过的水杯都逃不过被托尼扔进垃圾桶的命运。又一个黑色幽默的转折点——为了每周125美元的报酬，他接受了这份为黑人音乐家开车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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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这段旅途注定充满冲突与矛盾，而正是在这段旅途中，两个孤独的人在一次次的争论和欢笑声中相互靠近，最终和对方，和自己，也和生活达成和解。毫无疑问，唐·雪利是敏感而孤独的。他独居在演奏厅的楼上，衣着华丽，高高在上，终日陪伴他的却只有浮夸的装潢和一架巨大的木质钢琴；他在深夜的露台独自饮酒，看着楼下自己的同伴与他人谈笑风生；他在酒吧遭到白人混混的殴打，在第二天遮好脸上的伤继续在下一场演出后露出得体的微笑；他清楚的知道：“我不被自己人所接受，我跟他们也不是一类人，我不够黑，也不够白”因为极高的音乐天赋，他脱离了贫苦的黑人阶层，又因为自己的肤色，同样不被白人群体所接受。他与公路边田间劳动的黑人们久久对望，他们的目光写满了陌生与不解，他无奈得让人心酸。他在演奏厅被拒绝使用卫生间和进入餐厅，他挺直脊梁表达争取应当享有的权利，却得不到理解与认同。他选择南下巡回演出，是为了消除歧视，却在一次次的不平等对待和一次次的尊严被践踏后，对“自我”产生极大的怀疑，他在暴雨夜冲下车，嘶吼着质问“What am I?”。


而白人司机托尼·利普，看来是人际交往中的能手，被大家认同和喜欢。他简单率直，讲义气，充满责任感，尽管有着一些无伤大雅的坏习惯和不道德行径。他朋友众多，家庭美满。但我仍然相信，在内心深处的某一个角落，他依然是充满孤独感的——他夜晚工作，白天回家，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作为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肩负着一个家庭的重担，为此偷偷当掉自己的手表；他所谓的朋友为他介绍的报酬丰厚的工作就是为了50元美金的奖励吃掉26个热狗汉堡。但正是由于这种“简单”的特质，托尼同时也是一个乐观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一个有趣的人。在他的认知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高贵的白人”“低贱的黑人”这样符号化固定化的划分，他喜欢流行音乐，不管是由黑人还是白人演唱，他可以在演奏厅外撅着屁股跪在地上和一群黑人一起玩游戏，他喜欢炸鸡并且固执地劝说音乐家唐·雪利与他共同分享人间至味——肯德基。他关注的只是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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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旅途中，托尼总是在唐·雪利演奏时认真地注视着台上那个自信而专注的钢琴家，雪利的音乐带给了他新奇而美妙的体验。也许音乐真的有魔力，托尼逐渐接受并理解了唐·雪利，为雪利博士解决麻烦的过程也由责任感的驱使转化为对朋友自然的关心与保护。同样的，托尼的简单与快乐也在感染着雪利。在托尼不羁的、大大咧咧的外表下，是他美好的可爱的内在，这样的他远比那些假惺惺的，附庸风雅的“上流白人”要高尚得多。他一次次巧妙的为雪利化解麻烦，他对雪利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感到愤怒，他婉转地告诉雪利他并不歧视同性恋，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所以他不会妄下评判。他有着孩童一般的澄澈的灵魂，当这样一个单纯的美好的灵魂与另一个属于艺术家的孤傲的敏感的灵魂相遇时，托尼的包容融化了唐的敏感与孤独，唐善意的劝解与对尊严的捍卫也让托尼具有了更多美好的品质。


在最后一场巡演，雪利又一次遭受歧视与侮辱，当雪利对托尼说：如果你希望我演出，我会照做时，托尼毅然带他离开，此时，对于他们彼此而言，对方已经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是亲密同行的伙伴与朋友，即使后果是损失酬劳，他也不能接受任由他人侮辱自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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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橘鸟酒吧，雪利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演奏肖邦的曲目，即使在灯光昏暗的小酒吧，面对一台破旧的钢琴，他也维持着最好的仪态与风度——他在演奏前拿掉了钢琴上的酒杯，将它轻轻地放到地上。在橘鸟酒吧中，雪利与素不相识的黑人同胞们共同演奏了一曲爵士乐，大家随着节奏起舞，和谐而美好。直到影片的最后，唐也没能消除歧视，随着影片的推进，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少，但谁能说没有任何一个观众被他的音乐所感动呢？谁能说他的演奏是没有力量的呢？他发出的声音也许是微弱的，他的力量或许渺小，但在平权的道路上，正是无数个唐这样的人，纵是一把炬火只能发出一点点微光，千万把炬火也足以照亮黑暗。在平权的道路上，也正是一个个托尼和雪利这样美好的灵魂相遇碰撞，又一次次达成和解，道阻且长，但歧视终将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