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中,Celine提到自己最厌恶父母的passive aggression——看似民主开明,其实从未下放选择权。第三部里,Celine在酒店指控自己的爱人也变成了当年父母的模样。

与其说Jessi慢慢变成了Celine第一部提到的passive aggression,不如说是他们慢慢走入了对方的内心。
从第一部到第三部,两个人都是从里到外的romanticist:一个是生活的浪漫主义者——1994年在火车上邀请素不相识的女生下车,六个月以后如约回到了维也纳站台,婚车上望着窗外的百老汇大街心里思念的还是那个素不相识的女生,离婚后幻想着前妻儿子与现任的和平生活;另一个是文化的浪漫主义者——内心厌恶男权社会,厌恶媒体控制,投身非政府盈利组织。

对于Celine来说,Jessi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对于现实的温柔反抗——争取一周看望一次儿子被看作是无力解决上一段婚姻的纠缠,把自己写进小说被看作是满足男性读者对法国女人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接受希腊作家的邀请被看作是维持文人骚客之间的酸腐社交——看起来积极牺牲善解人意,实则是通过假象的牺牲换取更多的控制权。Celine则活在自己划定的浪漫框架里,拒绝Jessi的进入——不管是亲密关系,家庭生活还是个人工作——看似被动的楚楚可怜的善于合作的,其实掌握着关系中的主动权。一个掩盖,一个撕碎。如果两个人存在某种push and pull,大概就是一个疯狂撕碎生活的遮羞布,一个在事后小心翼翼地掩盖弥补。

浪漫主义者大概一生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的是一辈子撕裂现实,有的是写了一辈子小说。

席间老太太讲起自己的爱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记忆的模糊,自己再一次失去了他。在沙滩上Celine讲起同样的故事,患上白血病的好朋友感慨着世人的庸人自扰。

浪漫主义者慢慢被现实敲醒,逝去的不会回来,消失的不会复还,尽管这不美好,但这就是生活。

影片最后镜头拉远,两个人的生活该何去何从不得而知——举家搬往芝加哥,或者异国分居?我们只知道,电影主角变成了河边喝酒聊天纷扰众生的一员。

宇宙的熵值在增加,不管你是浪漫主义者抑或现实主义者最后终究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