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记得腊月的第一场雪,对于中国历史剧作者而言,腊月的第一场雪,别有一层意味。就是在腊月的第一场雪中,伴随着紫禁城的欢声笑语,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拉开帷幕。冯保、吕芳、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裕王、海瑞,他们渐次登场,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虚构的世界中重演真实。那时很少有人想到,这样一部“枯燥”“乏味”“冗长”的作品,会成为中国历史剧的代表作,而它的出现与惨淡收场,标志着一个历史剧黄金时代的离去。

大雪是《大明王朝1566》的隐喻。第一集,钦天监官员周云逸被宦官杖杀,腊月的大雪点点落在血泊里;第三十二集,旁白道:“今天真是严党的好日子。冬至瑞雪,鄢懋卿南巡的白银进京了。”但见严世蕃款款出迎,面有喜色,直叹好雪,此时的他许是不知道,这凛冬的鹅毛大雪,就是上天为他亲自准备的孝衣;到了结局,又是一场雪,嘉靖驾崩,海瑞出狱,纷纷大雪衬得大明王朝如履薄冰,又隐现希望。

皑皑白雪,引出矛盾。《大明王朝1566》聚焦的矛盾,首先是“银子不够”。纵观张黎、刘和平参与的历史剧,国库亏空往往都是事件发生的引子。《雍正王朝》,黄河发大水,国库缺钱,于是有了四阿哥筹钱救灾,冷面王催逼各大臣;《走向共和》,慈禧太后要修园子,北洋水师要军费,于是有了李鸿章扩大卖官鬻爵、翁同龢克扣军费开支;到了《大明王朝》,皇帝要修宫室,沿海有倭患,北方有鞑子,都需要钱,但国库缺钱。于是有了“改稻为桑”。

为什么张黎、刘和平那么喜欢用钱做文章?盖因钱是中国人的心头宝,也是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刀,谈钱筹钱,最见得人情关系的复杂,也最见得不同政治集团的扯皮。徐阶老家有万亩良田,他口口声声耽君父之忧,但国家缺钱了,他却是清流模样,舍得砍下层文官的钱,不舍得动自家的肥肉。同理,严嵩一家富得流油,党羽鄢懋卿、罗龙文等人霸占朝廷的肥缺,但国库亏空,他们的法子,是借君父之名,苦一苦百姓。在此,无论清流浊流,都各怀鬼胎。他们已经是固化的大官僚,背后牵扯着庞大的地主阶层利益,成为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维护本阶层利益。所以,即便像徐阶这样的开明官僚,也有这虚伪的一面。支撑徐阶的,是他在江浙地区巨大的家族力量和士大夫动员能力,江浙地区,恰恰是明代钱粮重地,帝国的经济命脉。支撑严嵩的,则是皇帝的信任,以及他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浙江的胡宗宪,就是其中一员。朝廷要倚靠胡宗宪驱逐倭寇,要通过严党的人维持各部门正常运作,所以,在皇帝忍无可忍之前,仅凭清流之死,断断无法动摇严党。

那么,严党最后是如何倒台的呢?因为他们贪欲太甚,惹怒了嘉靖。

浙江贪墨一案,嘉靖姑息严嵩父子,只问罪郑必昌、何茂才等小人物,因为当时国库库存岌岌可危,且文官阶层,不少是严党的人。如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所说:“那些管盐的衙门,都是严阁老、小阁老(严世蕃)的人,钱,被他们一层一层的都贪了。上下其手,铁板一块。派人去查,那是一两也查不出来,可只要鄢懋卿去了,他们都会乖乖地献出来。说句伤心的话,大明朝国库的钥匙,一半都捏在他们手里。朝廷要用钱,这道门,只有他们才能打开。”

可严党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日益猖獗,在严党官员鄢懋卿巡盐一事中,吕芳告诉嘉靖,锦衣卫朱七等人一直跟着鄢懋卿的船队,发现鄢懋卿在把银子押回京师以前,还有三条船,这三条船,满载着私藏的两百多万两,一条,驶往江西分宜,严嵩的老家;一条,驶往丰城,鄢懋卿自己的家;还有一条,一个月前装作商船,驶回了北京。欺君罔上,引得嘉靖愤怒:“鄢懋卿,冒青烟!......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于是,清流们斗了几十年的严党,嚣张跋扈盘根错节的严党,因为让皇帝忍无可忍,顷刻之间倒台了。

大明王朝1566年,如编剧刘和平所说:“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来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家国关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个核心点,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权。皇权社会服膺于父权社会,因此在“家”这个共同体里,父是掌握最高权威的那一极。

“父亲—媳妇—儿子”,三者贯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有趣的是,这种以父主导、三者并存的情形,在《大明王朝1566》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朝廷之中,是皇帝—宦官—文官,皇帝是君父,宦官是认干爹的儿子,文官是媳妇。事实上,在正史的记载中,嘉靖朝的宦官中规中矩,并没有大的动静。我们听过魏忠贤、刘瑾,但很少听过嘉靖朝的宦官。刘和平之所以特意在故事中加重宦官的戏份,正是为了达成这种“三者并存”的状态,但三者并非互相制衡,而是以君父为主导,三者互动。《大明王朝1566》的宦官不像传统历史剧叙事般被妖魔化,他们未必个个都忠厚老实,但也绝非十恶不赦,他们的善是人性的善,他们的恶也是人性之恶,刘和平没有去刻意写极端的非人之恶,也更没有将这些恶强加于宦官头上。吕芳、杨金水、黄锦都体现了人性之善,他们本质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他们没有泯灭做人的本性。

而媳妇是这种权力结构中最受气的一方,却也是缓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媳妇再能干,也只是裱糊匠,无法打破这一权力结构,家庭有难,媳妇可以缝补,难以挽回。

在剧中,罕见能打破这种僵局的是直臣海瑞。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日益看重清流与浊流之分。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李清源等。若说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视如党派,海瑞又决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无党无派。正因如此,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大明王朝1566》第二十九集,赵贞吉和海瑞的对峙,颇能反映海瑞的性格。且看台词:

海瑞听罢,正色道:“多谢赵中丞和谭大人的保举,但不知让我们出任知州后,还能为百姓、为朝廷做些什么?”

赵贞吉:“当务之急,是要为胡部堂前方抗倭筹集军需。秋后了,再苦一苦百姓,将今年的税赋,尤其是桑户的蚕丝税收上来。军国大事,百姓也能谅解。”

海瑞:“(突然大声说)那么多赃款不去查抄,还要再苦一苦百姓!(沉默片刻)赵中丞、谭大人,我海瑞这几个月来,作为你们的属下,多有不敬。今后,再也不会了。曹州知州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淳安知县,今晚我就写辞呈。母老女幼,家里几亩薄田,我也该回去种些稻子了。”

读罢,我们想:是海瑞意气用事吗?是他成心要和上级赵贞吉对着干,为了保全自己的清名驳了人家的好意?

不。一直以来,从淳安知县,到审理郑必昌、何茂才,再到这一幕的愤而离去,海瑞都在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刘和平为这一艺术形象赋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如果他妥协,顺赵贞吉和谭纶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既定的规矩,他低头了。

但海瑞不会。他“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所以他敢说:“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朴人

海瑞是一个看似好演,实则难演的角色。

演员黄志忠曾回忆:扮演海瑞特别折磨人,这个角色是走在生死线边上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戏就是结局的一段——海瑞在狱中先后得知嫂子、孩子、皇上的死讯,自己却被赦免了,这种叠加情绪稍微把握不好,就给人一种“用力过度”的感觉。黄志忠谈到那幕戏时说:

“这场戏什么时候拍,一定提前告诉我,给我准备出量来,这样的戏要死人的演完之后。确实演完之后我的心跳达到一百七八十下,很多瞬间细节的东西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你设计成演成那样,到时候有感而发,有一根线牵着你往那个地方走。心惊肉跳这个词我是知道的,自己的肉啪啪跳,浑身发麻,从头到脚浑身发麻。”

黄志忠在诠释海瑞时,他首先要做定位。黄志忠将过去的艺术作品对海瑞的诠释,区分为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是照民间形象去演的。而这一民间形象最难处理的一点,是你要将他演得像个“人”,但又要在他身上体现一种超越的气质,一种让观众深深信服海瑞确实可以作为精神榜样的气质。

这样一个精神榜样,首先是孤独的。《大明王朝1566》前,刘和平曾执笔《雍正王朝》的剧本,“雍正”在剧中,同样是一个被孤独感缠绕的形象。海瑞与雍正,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权威境界上的孤独者”。

刘和平塑造的文学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剧中的海瑞,就像大明朝的堂·吉诃德,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和堂·吉诃德相同的巨大激情;他一心一意为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奋身而战;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吉诃德是孤独的,海瑞也将坦然接受孤独的境地。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孤独的海瑞,既是清官,也是一个大孝子,但他往往要面临忠孝矛盾下的选择。

《大明王朝1566》有这么一处情节:离过年只剩三天,每个官员却只能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过年。群情激愤,负责发放钱米的海瑞也无能为力,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领着百官大闹了广盈库,直闹到户部,人人喊苦。李清源不知,眼前肃然不语的海瑞,日子清苦更甚。他的妻子怀孕不到三个月,他只得将母亲织的布拿到街上贩卖。再过不久,当他前往大兴赈灾,在他眼前的,将是茫茫大雪,满地的饿殍。两京一十三省,多处遭灾,又遭贪墨之人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一如凛冬般寒冷。

“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今时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阁,找内阁的麻烦,无济于事。海瑞想要雷霆万钧,从病根入手,但他又不是全然无所顾忌之人,他的命,他的名,可以是身外之物,可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三个月的身孕,却是他心头的羁绊。最终,海瑞的选择是——借机让老母亲和妻子离开京师,将身后事托付给好友王用汲,而自己写下“天下第一疏”,在家早早备好棺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海笔架的执拗。海瑞认死理,贪官墨吏忌惮他,清流也不和他对路。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徐阶的门生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清流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莫和他们瞎掺和;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海瑞的信念被给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会说他愚,说他急切,说他阎王爷面孔不讲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不过,这些无法缓解海瑞的苦闷,因为社稷污浊、文治不张、法度不严。

于一个人,真正的大悲哀,恐怕是彻头彻尾的不被理解。这样的人,要么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要么是异想天开的超前者。前者,恐怕倾注心力也落得个愚古不化,后者,他所投入的事业不是一人一世所能完成。海瑞的幸福就在于,他也许不被重用,但被理解;他也许艰难前行,但不乏掌声。诚然,海瑞也曾经遭遇过改稻为桑案草草收场式的苦闷,终其一生大明朝的乌烟瘴气也并未消散,可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海瑞更大的幸福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愿意付诸热枕的事业,他确确实实地获取了类似信仰般的执念,这让他不必害怕沉沦堕落,让他有源源不断生活的勇气而敢于面对内在的敌人。 某种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直臣,他仿佛被赋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刨除时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气、执着、廉洁、自律和赤诚,都是超脱时代的精神。一个人显露这种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坚持一生。

只可惜,就像刘和平说的:“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棋子

海瑞成为道德模范是他的幸运,从他的初衷而言却也是他的不幸。道德模范被人敬仰,却无法被托付真正的重任,海瑞的破坏性也会因道德模范的标识而消解。而在剧中,有一个人与海瑞殊途同归,那就是胡宗宪。

《大明王朝1566》里的胡宗宪,比正史里的胡宗宪更有文臣气质。他是能臣,嘉靖说他老成谋国;他是媳妇,在一个家里充当润滑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初也许同样有骑士梦,渴望像荆轲一样,为骑士理想而献身。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真正成为骑士的又有多少?留下来的,他们并非泯灭理想,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心中的理想国。

胡宗宪是一个主动皈依于世俗社会行事逻辑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为自己、为所属党派,他同样有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这是他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捣黄龙、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驶,寻求渐进改良,尽管这种改良并没有制度保障,而只能靠个人的恻隐之心维持。

在中国,很多理想主义者不是像海瑞这样,海瑞很理想,但这种人注定少得可怜,那种为了自己心中的道奋不顾身的意志,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道的执念,很少人能坚持。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可能像剧里的胡宗宪,“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但是,老成谋国的胡宗宪,却依然输给了现实。在改稻为桑案中,当浙江淳安、建德两县被淹,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胡宗宪想办法筹措粮食赈济。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可徐阶、高拱却一番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而张居正在裕王府私下议事时也说:“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理由是:“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而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作为他的好友,也只能这样答复:“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且“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这两边,一边就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为的就是逼农民把田地贱卖,好推动改稻为桑、土地兼并。而另一边,正是徐阶一派人,理由,张居正已经说得很清楚。严党、徐党,政见不同,却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有趣的是,当严嵩倒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他的儿子徐璠继任工部侍郎,负责给嘉靖修宫观的用度开支,而他的前任恰恰就是严世蕃。

可怜了胡宗宪东奔西走,换来一声长叹息。但是,他更深的悲剧还在后头。改稻为桑案的末尾,当沈一石自焚于府中,嘉靖授意让胡宗宪的徽商同乡接手沈一石的空壳子作坊,胡宗宪知道,徽商一时半会不可能拿出那么多丝绸,到那时,他们肯定会找自己求情,嘉靖一开始就算计好,要通过此事让胡宗宪入坑,便于日后查处。这个坑,胡宗宪爬不出去,嘉靖要查他,为的是给“倒严”铺路。

于是,只要东南平息倭患,飞鸟尽良弓藏,胡宗宪就成为棋盘上的弃子了。但他还是拒绝了严嵩的授意,决定平定倭患。这是剧中的胡宗宪难能可贵的一点,他信奉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围城

“金儿,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太祖爷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生气,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金儿,把头发,把脸,还有咱们这只有半条的身子,都洗干净了。从今往后,咱们爷儿俩干干净净的做人。”

这是《大明王朝1566》后半部的经典情节——一声呐喊,水花四溅,宦官杨金水奋力拍打着奔流。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如今天般宣泄自己的情绪。也许,这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足足等了三年。

王劲松老师饰演的杨金水,可能是全剧最具复杂性的一个角色。我们能说,这位宦官坏透了,他阴鸷、狠毒,工于心计。在浙江贪墨案中,他盘剥沈一石,参与毁堤淹田,牵连胡宗宪,肆意贪污,目无法度。我们也能说,他坚韧、隐忍,令人同情。对主上忠贞不二,对朋友感激而愧疚,对芸娘,出于义,出于情,也颇有照顾。

杨金水曾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命运不由他,令他打小就是为主子尽忠的奴仆命。杨金水贪,多少银子流进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银子,是为了满足以上面人的私欲。被逼绝路,他为何不一死了之,而选择装疯?真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会推到他身后的吕芳,觊觎司礼监头把交椅的陈洪,会不会借机攻讦?清流又会不会趁势弹劾?吕芳是杨金水的恩人,在杨金水眼里,他是父亲般的存在,杨金水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不能死,他选择疯。他这一疯,江南织造局和内廷的线索也就断了大半,吕芳不会有事,司礼监安稳不变,宫里的体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杨金水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我得看好这个家!”他只有“半条身子”,很多时候,这“半条身子”还由不得自己。

杨金水是苦命之人,站在岸边的吕芳又何尝不是。侍奉君侧,如履薄冰,所谓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可十步之内也分明有陈洪般虎视高位的狠角色。时时刻刻,他既要想着保自己,又要想着如何保杨金水,如何保冯保,如何为自己的“干儿子们”留后路。他留给冯保的“思危、思退、思变”,也是留给自己的警示。

知道有危险就躲开危险,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以前哪里错了,往后该怎么改,叫思变”。 宦官就这样夹缝中求生存,在深宫中战战兢兢。可终究,他们不过是皇帝的家奴,是每天哈腰点头的忠犬,皇帝一句话,能让他们生;皇帝一句话,也能让他们死。

在《大明王朝1566》中,皇帝嘉靖的形象,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尔康先生总结道:“御下有方。”他既非圣君,也非昏君,其实就是个玩弄权术、贪谋私利但善于驾驭、大事不虚的主儿。这可以从一个人事任命看出:

严党垮台,嘉靖重用陈洪,逐步将其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贬斥吕芳,发配中都孝陵。

这个变动,嘉靖是有私心的。

两方面,一:陈洪挡唾沫。严党倾覆,替嘉靖遮风挡雨的墙瞬间倒了,压抑已久的清流势必群起,唾沫横飞,必须找一个狠角替自己转移仇恨。吕芳、黄锦是温和派,肯定不行。徐阶的威望镇不住百官,更不消说比徐阶位分低的高拱、张居正,唯有阴鸷狠辣的陈洪可担此任;

二:让吕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嘉靖真的是因为忌惮吕芳才贬斥他的吗?我看不然。吕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嘉靖四十多年,吕芳是什么人,嘉靖能不清楚?嘉靖的心思,吕芳也是明的。嘉靖这个关头把吕芳发配守陵,是让他远离严党倾覆后清流的压力,以及帝位交替引发的政治斗争,使其安享晚年。所以吕芳庆幸,没有谁会再跟他过不去了。吕芳的结局,这时候以经定了。

表面上,吕芳被斗倒,冯保去了朝天观干苦力,陈洪高居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春风得意。但其实,他是注定悲惨也最没得回头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领走冯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斗吕芳,得罪了吕芳的干儿干孙。他这样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个遍,其实就是嘉靖用来震慑百官、制衡权力的一根铁棍,但嘉靖对这根冷冰冰的铁棍是没有感情的。用完了就丢。嘉靖龙御归天之日,便是陈洪丧钟敲响之时。

天道

纵观全剧,嘉靖皇帝看似是最聪明绝顶也最具有权力的一个人,他玩弄大臣、满足私欲,甚至幻想修炼成仙,可最终,天子也熬不过命数!

该剧的结尾十分讽刺。大雪纷飞,嘉靖病危,裕王问父亲龙御归天后,自己可用何人,嘉靖先后说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结果,嘉靖这位不争气的儿子问除此三人,还有何人可用,嘉靖叹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剧中,嘉靖自以为可以无为而治,凭借自己的御人之术平衡朝野、掌握全局,可个人死生虚诞,再有能耐,身后事又如何把握呢?对于儿子的问题,他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嘉靖生前看似睿智,却也会被严党的人私下耍弄,圣意反而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护身符。所以,嘉靖一人终归是治不了的,他的无为而治也只是皇帝的新衣。

一场大雪而起,一场大雪而终。大明王朝的问题看似有所好转,却如同一个轮回。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隆万改革只是没有挽救大明王朝,只过了不到20年就半途而废。《大明王朝》里有很深的对天的敬畏,天不只是王侯将相们的信仰,也成为命运的象征。命运弄人,穹顶之下,更显个人渺小。

可以说,《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却也能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立场、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海瑞、嘉靖、严嵩、杨金水、沈一石、芸娘,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直臣、君主、士大夫、宦官、商人、歌女。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说的“为官三思”;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点点月光下,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出皇城后,杨金水在水中的挥臂呐喊;还有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感慨、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日光之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交织在一起,就是天下。

如今,《大明王朝1566》与《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并列为国内三大历史政治剧,但是,当《雍正王朝》在电视荧幕循环往复,《大明王朝1566》却在一次别离后,于电视中销声匿迹;当《走向共和》在网络上被讨论地热火朝天,《大明王朝1566》却只能偶尔掀起浪花。如果将三部剧比作三座府邸,那《雍正王朝》毫无疑问,珠光宝气,宾客不绝;《走向共和》也名士荟萃,别有风流;而《大明王朝1566》则门庭冷落,令人叹息。

也许,这是只能有一次的作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和。《大明王朝1566》之后十年,历史剧出现了一个衰弱期,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拍出在政治思想深度上超越《大明王朝1566》的作品。这是历史剧的遗憾,但换个角度想,能够欣赏《大明王朝1566》,也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部作品从创作到拍摄,都付出了巨大的能量,每一个参加的人也都全情投入饰演杨金水的演员王劲松曾回忆:“剧组没有不通读剧本的人,甚至我们的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每一场要拍的都一清二楚。有个笑话,是某临时演员在现场紧张,可能是没见过这么认真的队伍,结果拍摄时老是忘记台词,站在他身边给他托板的灯光组师傅终于忍不住了,就用湖南话(湖南人不会普通话)给他提词,提的竟然一字不差。”

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氛围,交融在一起,才有《大明王朝1566》的成功,只可惜,就如同许多伟大的作品一样,它比时代多迈出了那么半步,所以受到了冷遇。王尔德说:“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惩罚是第一个看见黎明。”但总有一天,时间会给予他们最准确的评判。而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的必经之路。

附:

《大明王朝1566》:多余的笔记

宗城

1.

在撰写《大明王朝1566》剧本的过程中,刘和平大量参考了《明史》《明实录》《万历野获编》等正史野史资料。其中,第一集的财政会议上,严嵩提到:“去年宫里的一场大火......”这在《万历野获编》中的确有记载。《万历野获编·禨祥·万寿宫灾》:“相传上是夕被酒,与新幸宫姬尚美人者,于貂帐中试小烟火,延灼,遂炽。”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四十年,老皇帝宠幸十三岁的小姑娘尚美人,在貂帐里玩火,结果出事了。万寿宫因此付之一炬,这才引出新修宫室的事。国事艰难,嘉靖新修宫室,为的是满足私欲。另外,文中提及的尚美人,在《万历野获编》中提过皇帝恩泽于她的原因,书中道:“闻之老内侍云:世宗一日诵经,运手击磬,偶误槌他处,诸侍女皆俯首不敢仰,惟一幼者失声大笑。上注目顾之,咸谓命在顷刻矣。经辍后,遂承更衣之宠,即世所称尚美人是也。从此贵宠震天下,时年仅十三。”

2.

《大明王朝1566》在服饰上不够讲究。

这个有一些老剧迷也说过,在此我只是整理补充。举个例子:在财政会议上,严嵩戴的是展脚幞头,这是公服的搭配。可是,徐阶、高拱、严世蕃却都戴着梁冠,这是朝服的搭配。郭宇昕科普过:“按《大明会典》,各人梁冠上的梁数多少取决于其官品高下,公爵八梁,一品到九品从七梁开始依次减少(六品和七品都是二梁,八品和九品都是一梁)。一数其梁数,严世蕃戴的是一品的七梁,没毛病,可一数徐阶的,居然有九梁!比公爵的八梁还多一梁。”其实,不只是徐阶,连高拱也是八梁。所以,在这里严世蕃完全可以弹劾徐阶、高拱,违背规制、大逆不道。

另一个典型错误,是嘉靖的穿着。尽管嘉靖是一个不拘一格、捉摸不透的皇帝,但他对礼仪、服饰其实非常讲究。《大明会典》对此多有记载。所以,嘉靖很少会犯穿错衣服的毛病。但在剧里,嘉靖在不同场合穿衣比较不讲究,并没有对衮冕服、皮弁服、常服、武弁服、燕弁服进行区分。相比之下,反而是古装言情剧《女医明妃传》在服饰上讲究些。

当然,会有人说,这毕竟只是电视剧,受制于市场、观众接受度、经费等客观条件,不可能事无巨细。对此,我是理解的,这并不影响指出瑕疵。指出瑕疵,也并不影响《大明王朝1566》在思想和戏剧上的出众。不过,《大明王朝1566》有一点还原的不错,那就是注意到内阁臣子谒见皇帝时,官服下要添加蔽膝和裳,前者也就是是围于衣服前面的大巾。用以蔽护膝盖。《方言》解释道:“蔽膝,江淮之间谓之棉,自关东西谓之蔽膝。”能够还原这一点,我相信刘和平对明代群臣服饰是有过研究的,至于为什么会出上面的纰漏,也许还是和经费等条件限制有关吧。

3.

《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提到了内阁票拟和司礼监批红。在明代,内阁大臣的建议可以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名曰“票拟”。“票拟”之事,一般事关朝廷重要文书。皇帝用红字对建议做出批示,称为“批红”(或“批朱”)。明代前几任皇帝还比较勤勉,将批红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但久而久之,皇帝怠政,下放权力给宦官,司礼监的宦官们利用批红的权力,更紧密地参与国事,到明武宗的时候,宦官猖獗,对朝政影响很大。为了抑制宦官,嘉靖即位后做出一些改革,《明史》载:“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

4.

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是否高明,不是看他权势有多高、驭人之术有多强,而是——首先:这个人是否能善终,是否敢于急流勇退。其次,他在不同政治团体的评价如何。更重要的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是否能把握“势”,是否能知人心、明时势。

纵观《大明王朝1566》,吕芳是少有的三点都做到的人。他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期间,不跋扈,不张扬,不虚饰,皇帝与文官,对他评价甚高。人们看待他,多是说他老成持重,端正恭顺。同时,当吕芳还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时,他就早早为自己谋后路,一方面,他尽量不得罪裕王府的人,并表现出乐于去南京守陵的态度;另一方面,当世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一出生,他就早早借机安插冯保入裕王府,明里是贬斥,实际上,对他、对冯保,都是好处。而当严党倒台,清流膨胀,皇帝怒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时,吕芳敏锐的捕捉到,嘉陵皇帝不是要杀了他,而是要在风口浪尖时撤下他,保住他的晚年。财政紧张,清流膨胀,国事积弊严重,眼看政局动荡,皇帝需要新的挡箭牌,可吕芳温厚,并不适合做得罪人的事,这时候让吕芳面对众怒,也容易令他卷入政治漩涡,晚节不保。所以,嘉靖帝发配吕芳守中都孝陵,提拔手段狠毒的家犬陈洪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一升一贬,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守陵那个人幸运。

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的历史原型是李芳。《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李芳,穆宗朝内官监太监也。帝初立,芳以能持正见信任。初,世宗(嘉靖帝)时,匠役徐杲以营造躐官工部尚书,修卢沟桥,所侵盗万计。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隆庆元年二月,芳劾之。时杲已削官,乃下狱遣戍,尽汰其所冒冗员。又奏革上林苑监增设皂隶,减光禄岁增米盐及工部物料,以是大为同类所嫉。而是时,司礼诸阉滕祥、孟冲、陈洪方有宠,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鳌山灯,导帝为长夜饮。芳切谏,帝不悦。祥等复媒孽之,帝遂怒,勒芳闲住。二年十一月复杖芳八十,下刑部监禁待决。尚书毛恺等言:“芳罪状未明,臣等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无礼,其锢之。”芳锢,祥等益横。前司礼太监黄锦已革荫,祥辄复予之。工部尚书雷礼劾祥:“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徵,糜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臣礼力不能争,乞早赐罢。”帝不罪祥,而令礼致仕。冲传旨下海户王印于镇抚司,论戍,法司不预闻。纳肃藩辅国将军缙[火贵]贵贿,越制得嗣封肃王。洪尤贪肆,内阁大臣亦有因之以进者。三人所糜国帑无算。帝享太庙,三人皆冠进贤冠,服祭服以从,爵赏辞谢与六卿埒。廷臣论劾者,太常少卿周审怡以外补去,给事中石星、李已、陈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宝丞郑履淳,皆廷杖削籍。三人各荫锦衣官至二十人,而芳独久系狱。四年四月,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等以热审届期,请宥芳,乃得释,充南京净军。”

5.

《大明王朝1566》和淳安有关的几个细节:

1,海南人海瑞在淳安当过知县,好友王用汲在建德当官,不过现在建德是一个市了;

2,电视剧中,毁堤淹田是重要情节,决的就是新安江上的堤,淹的几个县包括淳安。不过真实的淳安囿于地理环境, 田本来就少,淳安这条线,更多是为了引出海瑞;

3,历史上,为建造新安江水库,淳安遂安移民29万人至周边县市,现淳安县为原淳安遂安两县合并,淳遂二地交往很少,方言不通;

4,剧中,高瀚文从杭州奔赴淳安,经过了五狮山。不过五狮山是在遂安县城,杭州到淳安不会经过遂安;

5,海瑞在淳安赈济灾民,用的是米羹,这一处刘和平参考了淳安特色。米羹是淳安的特色美食,民间相传:米羹是海瑞在淳安当知县抗灾时自创的抗饥食物;

6,朱镕基当政期间,淳安曾大面积实行改稻为桑,至今每个农户都会种植桑叶养蚕;

7,明嘉靖年间,淳安和建德属严州府管辖,直属领导不可能是杭州府。此处改编为剧情需要。

6.

改稻为桑是《大明王朝1566》虚构的一个事儿,却足够真实。

嘉靖晚年,财政吃紧,亏空严重,朝廷急需开源节流。严嵩于是蹦出来,提出个改稻为桑的法子。他算了笔经济账,说改稻为桑能大大提高财政收入,又能应付答应洋人的丝绸订单,有利于社稷、有利于皇帝、有利于农民。嘉靖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同意改稻为桑,末了象征性地体贴百姓,嘱咐不要加税。

但这个事一传到下面,胡宗宪就感到不对了。关键在于——此事过于操切,如果三年缓改,改稻为桑或可成功。但执行者却要一年之内就出成果,要一刀切式地改。

纸面上看,改稻为桑不仅提高了朝廷收入,还振兴了整个织布行业,可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坏就坏在层层下推、不断变味儿。

严党根本不考虑百姓死活,他们改稻为桑,为的是收更多银子,也为了取悦君父。而郑必昌、何茂才、杨金水等人又各有心思。

郑何二人受严世蕃主意,毁堤淹田,借自然灾害(实为人祸)的借口把稻田淹了,借机低价收购甚至巧取豪夺农民田地。

杨金水是司礼监方面的人,派往浙江,一是为了捞银子,二是为了盯人。毁堤淹田,他知道,但他心里想着的是订单、丝绸,农民的死活,与他无关。

沈一石是商人,希望兼并土地、扩大生产。却发现自己只是上面的棋子,用之、夺之。沈一石没从改稻为桑里得到好处,最后,沿海边防军饷告急,恶政又需要“承担者”,嘉靖点头,官员抄家。一代浙江首富,就这样葬身火海。

改稻为桑没有一丁点配套政策,如何推行、如何管控、出了问题如何兜底,都没有完善备案。有的只是利益集团从中作梗,以改之名,苦害百姓。

农民道出了真相:今年青苗已经下去了,要改桑只能等明年,你现在就让我改,不改就毁堤淹田,现在改桑,到时候没粮食吃,饿死了找谁去?难道去吃桑叶吗?朝廷哪能这样做事?”

但严党的人是铁了心了,甚至说出这样的话: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戚继光把兵带走了,朝廷还有百万官兵!聚众对抗,本府台这条命陪着你们!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7.

《大明王朝1566》说的是大家,《中国往事》是小家,大家小家,即是中国。这么多年了,虽然中国正走向个体化社会,宗法制基础松动,城乡生活甚至脱节,但无论是中国政治还是日常人的生活,其实还因循着家庭的一套。“老祖宗”最有话语权,媳妇会受气,小的要顺着老的,辈分秩序得严守,同时强调集体精神。中国的稳固和压抑,都在这里。所以执政者对婚姻制度和侵扰家庭秩序的思潮很敏感,他警惕的不是明面的提法,是你可能动摇的根。总体而言,尚贤、尊老、重男都是这个秩序的衍生物,压制同性恋、不婚主义等亦如此。

所以《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说:

“朕的这件长袍是哪一年做的?俗话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可在朕这啊,人也是旧的好,衣也是旧的好。用久了嘛,多少都有些舍不得。世人有个通病,都喜新厌旧,殊不知啊,衣服穿旧了贴身,人用旧了贴心。当家还是得用老人。“老而不死是为贼。年老的在年壮的眼里都成了贼了,也不知我们这些贼偷了他们什么东西?我们这些老的啊,也得识相点,有句俗话叫做‘不痴不聋,不作当家翁’,他们闹腾他们的去,我们做我们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