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杨典的书里读到过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话，比如，“文学是生活的反相”，比如，“我们是顺着在生活，倒着去写作”。假如对这些话真心赞同，那么，《南海十三郎》这样的电影就好像被排除在外了，因为，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其中体会到一种血淋淋的真实，我们会觉得，这是生活的真相，而不是什么“反相”。
除此以外，杨典还说过，“不事文学才是真文学”，显然，十三郎并非“不事文学”之人，但他又非常接近我所理解的“真文学”，那么是不是说，文学应该有两种评价体系，一种针对卡夫卡式的，以一个巨大的比喻来描绘个体的主观世界，另一种则是呈现绝对的真实，绝对的真实与巨大的比喻，就好像一个圆的起点和终点，在极端处汇合？
我想不是这样的。极端的真实（纳博科夫盛赞托尔斯泰可以还原一节十九世纪的车厢）与巨大的比喻同样只是表象，它们包裹着文学的核心，即镜中的世界——“生活的反相”，无关乎细节是创作还是还原。
而《十三郎》这部电影，正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没有评价电影的能力，只能将它看作是由影像和表演完成的叙事。
电影的开头，潦倒的说书人在讲述南海十三郎的故事。香港电影特有的市井气息中，有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力，而电影也正是从这种极具当代感的活泼泼的生活场景中迅速地切回到过去，两个场景几乎并行出现：潦倒脏污、咒骂殖民时代和外国人的疯子，与传统的才子佳人场景中的贵公子，他们是同一个人。
观众在这一刻即被吸引，因为他知道，他即将看到一整段失败的人生，并且这下坠的人生正好与时代的巨大变迁同一节奏，不管如何讲述，都将让人唏嘘不已。——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段历史，我们也都知道失败。是的，我们熟悉失败，熟悉得仿佛我们曾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系统地学习过它，就像我们学习抗战与建国。
但《十三郎》的好，它的精彩与逸出常轨之处却在于，十三郎人生的失败与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共振是以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的。我们不是因为了解那段历史才理解十三郎的悲剧，而是相反，我们因为借由理解十三郎的悲剧而走出一段历史，我们恍然大悟，所谓世事沧桑或时代变迁不过是大梦一场，我们走过自己的人生，如同走过一个秋日，“内心生长的一切不断剥落”，顷刻之间，便“今夕成往昔”。
十三郎正式的失败，是在劳军演出的时候，但假如就此认为十三郎败于世风日下，则未免肤浅，毕竟他抽鸦片和娶了十三个太太的父亲不见得是高尚的。
仔细回忆我们会发现，十三郎总在喊一些口号，年幼时，他要打倒封建迷信，但一见到家中的粤剧名伶，知道要唱戏，便立刻把打倒封建迷信抛诸脑后，一心想听戏；参加舞会时，嘴里说着国仇家恨当前，鄙夷奢靡的舞会，但一见到莉莉小姐，就立刻忘记国仇，甚至做出买下所有奖券的十足纨绔的举动。国家命运没有让他放弃学业，但莉莉小姐却可以让他立刻跑到上海——这就是十三郎的痴，对国事的浮于表面的关心反倒是他的迂阔。
十三郎的创作只能生发于他的一段痴，不能生发于他的迂。电影此处的叙述独具匠心，十足巧妙：十三郎在上海两年的经历绝口不提，直至薛五哥开始唱《寒江钓雪》，上海的往事才历历在目，也在观众面前上演。人生最初的失败往往是情欲的受挫，电影刻意地把十三郎对莉莉的追求表现得有些猥琐，因为它必须在一段唱词中，在粤剧名伶曲折的唱腔里，才能成为美好的，否则，就只是不堪的往事，不足为外人道也。
于是我们也就发现，劳军演出以及随后的十三郎的创作中，只有他高尚的迂阔，却绝无他任情而动，任性而为的痴绝，他的戏也因此不再动人。失去了那种动人，他的戏不过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旧诗文，新的时代的哪怕最庸俗的创作也能够打败它。不能认为这是粤剧的失败，否则就无法解释后来的唐涤生的成功，不是人们不看戏，是他写不出来人们要看的戏。电影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表现新时代的剧作与十三郎的剧作之间的不同，我们会发现，十三郎的确在与最庸俗的东西抗争，但他自己的东西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被时代抛弃了，也被自己的才华抛弃了。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所谓的不与时代妥协，只是不再创作的借口，他的愤懑与痛苦其实指向自身，坏脾气只是一种掩护，将自己与那个抛弃他的时代隔绝开。同时也在疯癫中与故友隔绝，像唐吉可德般英勇地与并不存在的敌人抗争，滑稽又高尚。
其实，十三郎的失败并不始于劳军演出，他实际是败于唐涤生。唐涤生是他的学生，他的挚友，他的知己，同时也是他的竞争者。他最初即是败于唐涤生那一段“文章有价”的议论，这段话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怀疑自己所写的东西只是囿于当前的时代，称不上超越，也做不到超越；他怀疑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天才，只是运气好，迎合了大众的品味。正是这种怀疑让他开始执着于宏大叙事，执着于教化观众而不是打动观众。（这也是他身上旧时代文人的烙印）
但再次见到莉莉的情动，让他终于超脱了那种致力于教化的创作，回归到“吟咏心碎”的痴绝的创作心境。所以，电影直至此处才完成了关于失败的叙事，从唐涤生的出现到莉莉的再现，是十三郎人生的转折，无论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转折都将上演，甚至，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都必将经历如此这般的失败。
不过，天才（十三郎当然是天才）是难以忍受这种失败的。早慧的天才多早夭，完成的天才则大抵孤苦，因为人生的失败中自有一种令人悲痛欲绝的悖论，它或是消耗尽，或是激发出一个人全部的创作的激情。
对照兰波的谜一般的人生（他穷其青年时代寻找绝对的诗的语言，了悟此事难有进展后，以不到20岁的年纪，远走非洲，死在荒漠），不难发现，十三郎的落魄中隐含着同样的逻辑：无法再写诗，就成为诗。
电影最动人处就此开始，不再“事文学”的十三郎成为了文学本身。
所谓的“文学是生活的反相”，在《南海十三郎》这种呈现血淋淋的真实的电影中也得到最真切的体现。他越是孤独凄凉，观众就越是沉醉其中，真实世界中会惹人不快的脏污与疯癫，在叙事中变得诗意且动人。
并且，作者几近露骨地在提示着观众，不要同情他！这不是要你同情，十三郎不要廉价的同情！他要你面对一个脏污的乞丐，感到顶礼膜拜，感到自愧不如，他要你认同这种痴绝直至疯癫的人生。
他要你知道，在十三郎的内心深处，他的看似空洞的后半生，就如同那幅《雪山白凤凰》，在一无所有的空无中，被诗意的想象激发时，会展现出全部的，具有毁灭性质的美本身。
燕归何处觅残塘
心声灯影女儿香
红绡夜盗寒江雪
痴人正是十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