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角蘇菲與即将雇傭她的女性交流時，我以為她是一名家庭教師。接下來雇主回到自己的家，我一時沒有分清楚那是蘇菲還是雇主，我很認真地聽了一下那段對話才确定那是雇主在說自己雇到人了而不是蘇菲在告訴家人自己找到工作了。也就是說，在最開始的兩個場景中，蘇菲與雇傭她的有産者之間沒有外表上的區别。有趣的是，在當天晚上的家庭餐桌上，一家人在讨論應該怎麼稱呼這個即将住進家裡來的人，最後的結論是，不論如何，事實上她就是女傭。男孩接着又問，那麼這個新女傭長得醜嗎？母親經過猶豫以後的最終回答是，不知道，但我覺得她不像壞人。

當時我覺得奇怪，因為飾演蘇菲的女演員太漂亮了，所以女雇主猶猶豫豫的回答讓我對故事走向産生了一種錯誤的預感。但實際上，這裡的猶豫隻是因為保留了原作小說中的細節。原作中新到來的女傭醜陋粗野，年紀較大，而母親因為教養，不想評價她的外表。

我是在蘇菲拿到那張讓她熨白西裝的紙以後将之扔在地上時反應過來，本片改編自英國小說《女管家的心事》，一個女傭因為自己是文盲的事實暴露，夥同鄰居殺害雇主一家四口的惡性事件。我個人确實非常讨厭在這種故事中，由美貌演員來飾演原本容貌醜陋的主角，它對故事的傷害基本等同于讓一個英俊小夥飾演卡西莫多，同時破壞了故事的風格與合理性。比如，電影中于佩爾飾演的女鄰居對蘇菲說，他們炒了你就炒了，反正你在任何地方都找得到工作。這句話在原作小說中是不存在的，并且也不成立，那個女傭除了不識字，還有一堆毛病，女鄰居則是完全的瘋子，既沒有反叛者的自覺，也絕無能夠說出這種話的理性。在電影中，這句台詞暧昧不清，我們感到，蘇菲确實能随時找到工作的，隻要她願意承認自己是文盲。于是，原作裡那個“人類的殘次品，但蓄積着巨大破壞能量的，不可理解的他者”，在這裡被置換成了“因為有誦讀障礙而在文明社會裡受到歧視的敏感者”。假如我們不做“一個文盲一定有強烈的自卑感，一定不允許别人提及這一點”這種實際上很傲慢的預設，那麼她的殺人動機幾乎不存在。

即使我認同這個預設，我認同“不識字是一種嚴重的禁忌”，由它産生的焦慮能夠積蓄起足夠的殘殺的力量，那也不能解釋這種殘殺為何隻針對雇傭她的人，與她一起殺人的女鄰居也識字，也幾次三番差點就揭露她不識字的事實，但她對女鄰居絲毫沒有惡意。

在小說中，“文盲”隻是一個表征，一個從未接受過現代文明教化，擁有絕對不可知的内心世界的人最顯明的标記。小說作者完全站在富人的立場，将殺人者異化為怪物。确實，在如此一場惡性事件中，讓富人因為自己富人的身份而承擔被殺的責任确實是不合适的。小說所有的細節都是統一的，絕不會混淆主題的同時，讀者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殺人者和被殺者因為經濟地位的懸殊所産生的巨大隔閡，這是一種身為作家的自覺，使其無論立場和觀念如何都能創作出真實的細節。

有趣的是，電影幾乎完全保留了這些反映隔閡的細節。比如蘇菲非常喜歡看電視，她看電視時根本不在乎電視機在放什麼，似乎裡面有人在動在說話就能完全吸引她的注意力。這當然會讓人聯想到“窮人因為請不起保姆也不能請假于是将孩子鎖在家裡并讓他盯着打開的電視”的社會調查。還有當雇主的大女兒知道蘇菲是文盲時，蘇菲威脅她，假如你洩漏出去我就告訴你父母你懷孕了。蘇菲完全無法理解雇主一家人之間的關系，她以自己底層的生活經驗認定自己抓住了女孩兒的把柄，但女孩兒隐瞞自己懷孕隻是因為羞愧，她對父母根本不存在任何恐懼感，她恐懼的對象隻有威脅她的蘇菲。還有殺人以後于佩爾拿走了那個昂貴的，最終成為關鍵證據的錄音機。

電影不僅保留了這些細節，它甚至增加了一些細節來強調這種階級差異。比如原作小說叫《女管家的心事》，電影則把“女管家”改成了“女傭”，還增加了一家人在餐桌上讨論要不要直接稱呼她為女傭的細節，增加了好多處強調女傭非常能幹非常勤勞非常稱職的細節，以此說明雇主辭退她的不合理性。并且電影還增加了一條線索，就是于佩爾将一種對富人僞善嘴臉的憎惡慢慢地傳遞給了蘇菲，讓蘇菲從一個有秘密的老實女傭逐漸變成了自覺的反叛者。電影中有一處情節是兩人上門收取捐贈給窮人的物資，在中産家庭的前廳打開了一包東西，發現裡面大多數都是破爛。在這裡，兩個女性是一種古典式的進行道德諷喻的瘋人形象，她們像兩隻快樂的牛虻刺痛富人的僞善，連那部破車都讓人聯想起堂吉诃德的瘦馬。

但也正因如此，我無法接受最後殘酷的殺人祭典。這不是動機是否充分，情節是否合理的問題。人會殺人，不需要理由和動機。但如何刻畫殺人犯的形象能夠體現創作者的意圖。小說的意圖非常明顯——警惕文明的異類。電影則試圖将主題複雜化，影片片名《冷酷祭典》暗示，這種看不出明顯動機的事件是文明社會必須承受的周期性惡意。巴塔耶在《色情》中提到，文明社會的各種祭典無不是遠古人類野蠻殺戮的本性的殘留物——中國古代的祭典中屠殺三牲，西方則将葡萄酒和面包視為人的血和肉吃下去。電影中的兩位女性看起來與常人無異，但她們不僅沒有正常的人類感情，而且還熟谙人類社會的規則，她們是謀殺慣犯，懂得利用司法程序為自己脫罪（此為電影原創，小說中她們并沒有前科），她們殺父殺子的前科才是真正的文明禁忌，暴露了她們文明異類的本質，這種文明的異質根本無法清除，她們将不斷地周期性地回歸，制造驚人的冷酷的殺戮行為。說白了，道德隻是文明社會要求人類遵守的規則而不是人類的本性。相比于行善，作惡似乎能釋放更多的快感。這部電影本身以及各種數不勝數的相同主題的電影和小說，都說明了人類對這一主題的癡迷：文明是人類的造物，但不是人類的全部。

這一主題是深刻的，但也是陳舊的。薩德已降，它已經被書寫和研究得太多了。同時，電影細節的不統一也妨害了主題的表達。我前面已經提過，導演強調了富人的僞善，強調了殺人者對自己窮人身份的自覺。在這個前提下以“冷酷”為主題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甚至，還可以進一步說，導演有點“雞賊”了。小說作者是完全站在富人立場講故事的，她對這兩個殺人者完全沒有同情，隻有恐懼和不解——讀者也一樣。從浪漫主義的藝術觀念出發，這種創作态度并無問題，讓讀者同情的角色是最糟糕的，角色的力量感是惟一的要求。《美狄亞》中，讀者還來不及同情這位慘遭背叛的公主，她就殘忍地殺死了一雙兒女；沒人有時間同情潘金蓮，因為她正忙着惡貫滿盈。他們在小說中活得充分的方式不是獲得讀者的眼淚，而是仇恨的釋放，是瘋狂的報複。

但本片的導演不願意站在富人的角度講故事，于是他先是抹去了富人和窮人外表上的差異。電影中經濟地位懸殊的表現，僅僅是富人住着大房子，而我住着小房子（于佩爾那間小房子給人的感覺并不是局促，而是溫馨）；富人開着好車，而我開着一輛破車。這首先并不真實，經濟地位的懸殊體現在幾乎一切方面，文化、品味、身體健康狀态、接受教育的權力，等等等等。真實并非文藝作品的第一要義，但它确實是基本要求，文藝作品不能背離真實。可能我比較理想主義，我堅信創作者無需在外表和心靈上美化窮人，觀衆也能實現共情。但導演在抹平這些外表差異的同時，又不斷調抽象的“剝削”。這讓我感到困惑，似乎在物質層面，他認為差異并不存在，（或許這是我想多了，他隻是出于商業上的考慮，需要兩個美麗女性出演主角）但在抽象層面，在精神，平等，人格尊嚴這些非物質層面，他要站在富人和窮人的中間，同時強調富人的僞善和窮人的冷酷。假如是這樣，那我認為選擇這樣一個惡性事件來呈現這一主題是非常不公平的，在這個故事中，富人的僞善不充分，窮人的冷酷則太過度，“為了反抗僞善，她們選擇了殘酷”這種薩德式主題毫無說服力，因為薩德的震撼力在于他根本不試圖說服。對比哈内克的《趣味遊戲》，一個毫無過錯的中産家庭被殘忍殺害，天時地利人和全部在殺人者一邊，至于殺人者是誰，他們為何殺人，毫無交代，這才是薩德式殘忍的正确呈現方式，沒有理性沒有邏輯沒有任何可以質問的對象。

我的意思是，導演似乎想表達一種純粹的冷酷所導緻的惡性事件，但他又覺得這一事件有邏輯可循，在梳理殺人邏輯的過程中，他試圖站在一個中間立場，但他又根本不是中立的。更可怕的是，可能他真的認為自己就是中立的，但結果卻是将富人呈現為單純的，不夠警惕，不夠小心的好人。小說中，這家人在雇傭蘇菲以前打過電話對蘇菲的前雇主進行詢問，電影取消了這個細節，雇主表示沒有這樣做的必要；在解雇蘇菲時，男雇主還專門說了一句，你下一任雇主不要給我打電話。這些細節暗示，富人應該小心些，惡性事件可以因為謹慎和小心而被避免。富人的僞善不是錯誤，而是不得已的自私。男雇主毫無證據地懷疑女鄰居私自拆看自家信件，懷疑她殺了自己的女兒，這些明明是偏見，但電影的結果卻是證實了他有驚人的準确直覺，他是因為不夠果斷才遭了害。面對窮人，富人得更小心更警惕才行。這部電影顯然啟發了它的後來者《寄生蟲》，在那部電影中，窮人物質匮乏的事實不再被掩飾，但核心卻與本片一樣，并且走得更遠了。富人變成了純粹的傻白甜，他們毫無機心，随随便便地雇傭完全不明底細的人進入自己的家，他們愛上窮人，信任窮人，給窮人一家提供工作，完全意識不到窮人正在鸠占鵲巢。但隻要一個不小心，比如不小心暴露了厭惡窮人身上的氣味這種事就會被立刻殺掉。窮人則精明、狡詐，充滿魅力還掌握了許多技能，随時可以并且也準備着取富人而代之。

我還是要說，這是不公平的，這種叙述看似中立，相比于過去那種又好又善良，永遠被欺壓眼中常含淚水隻能無辜死去的窮人，他們擁有了更多力量，得到了更多可能性，但他們依然隻是富人的想象。窮人看似在文藝作品中獲得了表達的場域，但這些所謂的窮人的生活，窮人的表達，窮人的思想，全部是想象出來的，與真實無關。他們現在不僅僅處于被忽視的狀态，他們還被全然的誤解，貼上了根本不屬于他們的，聰明奸詐冷酷的底層怪物的标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