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两性的权力关係倒转了，但那是因为，电影將藏在女性意识和男性意识深处的东西挖出来了。
文化纵容了男性的逃避。Samuel一路退回自己的出生地，退回童年的庇护所，“翻新木屋”就像他寻找自身价值的最后一搏。有路可逃未必是好事。审判时刻並未取消，只不过被推延了。最终，他再无法逃避自我镜像的围攻了，也许在飞出窗户的瞬间，他感到如释重负。
女性生於荒野，一开始就无家可归，无路可逃。她们的镜子一开始就碎了。她们之中勇敢的人，会成为镜子碎片的收集者。她们吞嚥痛苦，任由玻璃划破喉管，在体內留下真实而残暴的印记。比如Sandra。她允许伤害的发生，她坚强到近乎冷漠。庭审揭示了她的日常困境：语言霸权下的流亡者。语言的弱势也影射了，她身处於性別和文化认同的边缘。她可以是边缘人、流亡者，却不自詡为受害者。在母语被剥夺的异乡，她选择通用的英语维护自身的异质性，她没有对抗也没有低头。反倒是Samuel对此的指控暴露了某种虚弱——他需要依赖集体话语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