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个人

“这颗心，这颗有知觉的心，必须被杀死，必须让它麻木，对所有的痛苦无知无觉。我们不得不压抑内心残酷的折磨，痛苦像风暴一样涌入四肢。我们不得不漠然应对、视若无睹，把自己当作无知无识、毫无感情的机器人。”

这段话出自吉迪恩·格雷夫的著作《无泪而泣》，而说话的人，是一位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特别工作队的幸存者。“机器人”，这个冰冷的词语，常出现在战后那些极少数幸存下来的特别工作队幸存者们口中，他们普遍羞于将当时的自己再称之为人。

《索尔之子》，这部电影才看了开头，我一下子就被震撼到了。不是因为横陈在电影画面中的那些赤条条的尸体，不是，纳粹集中营火葬场里的恐怖画面在我看书的时候已经无数次地闪现过脑海，我早已有心理准备。令我震惊的，是演员脸上的表情，不，准确地说，是那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麻木、僵硬，槁木死灰一般毫无生气。

通常，演员的表演主要难在做表情，因为表情必须要准确到位地传达所饰演角色的情绪、状态及性格。可这部影片里的人物实在太特殊，他们是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替纳粹干脏活的特别工作队囚犯，情绪这东西不会也不能挂在他们脸上，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张张“机器人”的脸。我不禁想，这部电影的演员一定花了巨大的努力去想象特别工作队囚犯的状态，当面对电影里呈现出的真实度极高的大规模杀人、搬尸、焚尸场景，不做表情甚至比做表情更难。

整部电影大量使用了手持摄影及长镜头，从头至尾，镜头一直跟着男主角索尔。这样的表现手法给人感觉非常像是一部纪实性的记录片，观众也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地去体会着那些被投入“地狱”的人们的日常。命运宛如恶魔，你无力挣脱，只能听天由命。

索尔一直执拗地想要按照犹太教的仪式埋葬自己死去的“儿子”，为此他什么都不顾。自私吗？自私。愚蠢吗？愚蠢。可我实在是无法责备他，我感觉到的，只有一种直击骨髓的深深的痛。在死亡集中营，特别工作队的工作（引导即将被毒气杀死的人们进入毒气室、搬运尸体、拔除尸体上的金牙、清洗毒气室、焚烧尸体、处理骨灰等等），人要么干几天就坚持不下去，或者自杀，或者被处决；要么就是为了活命一直坚持干，干到整个人完全被环境改造到连人性都丧失了它的容身之地，最后，人只会如行尸走肉一般机械性地服从命令。求生，是人类以及所有动物的本能，可集中营里的这群人，他们为活下去几乎付出了除生命之外所有人类所拥有的宝贵的一切。他们不止同营里其他囚犯一样失去了自由，人的情感、人的思想，在那个除了服从其它什么都容不下的环境里也几乎消失殆尽，而所有代价为的，仅仅只是活着。格雷夫的书中采访了许多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幸存者，其中一位在谈到求生时这样说道：“强烈的求生意志和活下去的冲动不知不觉间也影响到我们的心智。你试图说服自己你在乎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活着，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坚持着。你为自己找了几百几千个借口，其实你只是想不顾一切代价活下去罢了。你想要活下去，因为你还活着，因为整个世界还活着……”

“我们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另一位幸存者说。

没有经历过那般遭遇的人，可以轻描淡写地觉得，一个人那样生不如死地活着和苟延残喘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意义呢。却不曾试想，如果身处地狱的是自己，自己就真的有把握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更像一个人吗？

在日复一日的持续非人折磨下，当身为人类的情感只剩一息尚存，我们的主人翁索尔决定去做一件“人”做的事。他知道在那个残忍、险恶的环境里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根本不在乎，因为身为特别工作队的囚犯，死期早已预定。索尔很清楚在奥斯维辛苟活着的他不再是一个人，而在他备受摧残的灵魂深处，他仍渴望自己还是一个人。

电影里那具躺在解剖室里的尸体，究竟是不是索尔的儿子？从影片的台词来看，也许是，也许不是；从索尔看到尸体时面无表情的“表情”来看，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在我读过的书中，我的确读到过类似的情节。一名负责搬运尸体的特别工作队囚犯有一天在那些赤身裸体的尸体形成的尸堆里，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将此事告诉了身边的同伴，却没人知道他内心有着什么样的波澜，因为他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继续搬运着尸体。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没有人和这名队员说话，所有的痛苦只能自己消化、自己承受。在奥斯维辛的火葬场，谁也安慰不了谁。

就在我写下上面那些文字时，我停住并放下了手机，因为眼眶里不停打转的泪水就快掉下来了……看电影时我没有泪目，没想到事后回想，居然一边写一边还得努力控制自己如潮涌般的情绪。奥斯维辛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有句话，形容的就是集中营里的特别工作队囚犯，“纳粹先是把他们的灵魂投入地狱，然后再消灭他们的肉体”。不止是为电影里的角色，我更为人类这个能够将自相残杀行为登峰造极的物种而难过。

影片最后，索尔发现自己辛苦找寻的犹太拉比并非拉比，不过是一个想要活命的“骗子”。“儿子”的尸体在慌乱的逃跑过程中也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安葬。一切成了白忙活，这就像是，为这个无意义的世界再添一笔无意义，在已然绝望的世界里的又一次失望。这部片子里没有希望，如果你了解那些逃跑的囚犯们的命运，就更加不会心怀希望。结尾处，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囚犯们躲避的棚屋外，他看了看索尔，然后跑掉了。这个小男孩到底是谁，我不是很明白（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兰男孩），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重要。索尔看到男孩，脸上流露出了他在电影中唯一的一次微笑。也许，在索尔心里，他终于感觉到，自己又是一个人了。

影片对故事背景没有做任何交代，对不了解历史的观众并不友好。但在我看来，导演的意图正在于此，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将观众极其突然地扔进一个更残酷的故事里。作为观众，我们猝不及防地被迫去观看、去感受这个史无前例的、人类自己为自己的同类制造出的人间地狱。或许导演想要告诉我们，任何事实，在其被反思之前，首先需要的是被看见。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44年中、后期。匈牙利在二战中是德国的轴心国盟友，但到了1944年，德国战败的迹象已是清晰无疑了，匈牙利政府于是想要偷偷接触同盟国，希望能争取到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局面。然而，这个举动没有瞒过德国，而且惹恼了希特勒。希特勒在3月召见了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之后德军进入了匈牙利。到此时，匈牙利犹太人的末日降临了。从1944年春季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比克瑙的炉火持续烧个不停，总共三十多万匈牙利犹太人死在了奥斯维辛。我们看到，影片的主角就是一位匈牙利犹太人，他被编入了专门处理尸体的特别工作队。特别工作队干的就是纳粹最见不得人的脏活，他们通常也就比直接进毒气室的人多活几个月，然后时间一到就会被党卫队集体处决。

影片里索尔的“儿子”，他先是进了毒气室，但事后拖拉尸体的囚犯发现他还在呼吸并没有被毒死，就告知了党卫队，于是，这个男孩再一次被杀死。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并非虚构，但极其罕见。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犹太法医米克洛斯·尼斯利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提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由于当时毒气室里的人们在恐慌和窒息中挤成一片，一位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可能被挤压到了人群的最下面而且面朝下贴着水泥地板，因而没有吸入足量的毒气，所以当她被囚犯抬到外面时，人奄奄一息地还在喘气和抽搐。尼斯利给她进行了静脉注射试图救活她，当时他和几个特别工作队的囚犯非常希望这个女孩可以被拯救从而活下来（他们此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人从毒气室出来还活着的情况），然而，对此德国人绝对不会允许。最后的结果，是党卫队的人在女孩后脑勺开了一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很多，但毒气室没有幸存者，一个都没有。

1944年10月7日，奥斯维辛－比克瑙爆发了由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发起的起义。电影里也表现了囚犯们对这场起义的密谋和准备，而影片后段的那场骚乱正是这场起义，索尔在混乱中和其他一些队友逃了出去。这场起义是特别工作队囚犯们为了活命而发起的最后的抵抗，因为那时比克瑙可烧的人不多了，纳粹的杀人行动一旦停止，迎接干脏活的囚犯们的，必然是死路一条。而集中营里非特别工作队的其他囚犯，他们并不愿意帮助特别工作队的人一起起事，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不是非死不可，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熬一熬兴许不久后就能活下来。所以特别工作队的人只能自己去干这件事。关于这次囚犯起义，我觉得有必要花一点篇幅来讲述它。文章到这里，非常感谢您一直在读，也希望您能继续读下去，并了解影片中索尔和其他逃跑的囚犯们的最终命运。下面的文字，引自德国历史学家尼古劳斯·瓦克斯曼的获奖著作《纳粹集中营史》。

“1944年10月7日星期六的午后，明媚的秋日万里无云。一小群党卫队队员走进奥斯维辛－比克瑙4号火葬场外的院子，命令约300名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列队站好。党卫队宣称要进行一次换营筛选，然后开始选人。然而，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走上前来，场面变得紧张起来。突然，年龄最大的一名囚犯，波兰犹太人哈伊姆·诺伊霍夫猛冲出来，用锤子袭击了一名党卫队队员。其他囚犯纷纷加入，挥舞着石头、斧子、铁棍，迫使党卫队队员退到营区的铁丝网之后。比克瑙的空气中充斥着尖叫声、枪声和警报声，还伴随着阵阵浓烟。这不是平常火化尸体的烟，而是火葬场自己着火了，囚犯们纵火将之点燃。比克瑙特别工作队起义开始了。”

“这次起义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几分钟内，党卫队的增援部队就到达了4号火葬场，射杀反抗的囚犯。当时正值白天，很容易就能瞄准。其中一名幸存者偷偷潜入营区院子里，看到他的同志们‘一动不动地躺着，血浸透了他们的囚服’，党卫队队员继续对还能挪动的囚犯开枪。此时，剩余的大部分囚犯都逃到了旁边的5号火葬场，躲进里面。党卫队守卫很快将他们拖了出来，和其他被抓的囚犯一起扔在地上，朝许多人的后颈开枪。当党卫队队员收工的时候，两个火葬场的地上躺倒了250多具尸体。”

“与此同时，哈伊姆·诺伊霍夫在4号火葬场揭竿而起后约30分钟，2号火葬场也展开了第二波起义。那里的特别工作队囚犯听到了附近的枪响，看到了滚滚而起的浓烟。根据他们带头人的指示，他们一开始保持冷静。但当一些党卫队队员朝他们营区而来时，一群苏联战俘失去了方寸，将一名德国审头扔进了燃烧的焚化炉里。这时不管想与不想，2号火葬场其他的特别工作队队员只能加入起义，他们纷纷用小刀和手雷武装自己。有人在营区周围的铁丝网上划开了一个口子，约100名囚犯从这里逃走了。但党卫队最终把他们全部抓到。有些囚犯甚至跑到了几英里外的拉伊斯科小镇，但党卫队最终还是将他们藏身的棚子烧成了平地。”

“没有一名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囚犯成功逃脱。这是因为党卫队在奥斯维辛周围的严防死守和周密的安保部署。在起义开始之后几个小时内，党卫队便屠杀了比克瑙特别工作队（大约660人）超过三分之二的队员（党卫队损失了三个人，都被当做烈士）。只有驻扎在3号火葬场的特别工作队囚犯毫发未损，他们没有起义，就像无事发生一样继续工作。”


（《这是不是个人》是普里莫·莱维的一本书的书名，我用这六个字做了文章的标题。）

（电影里有这么一幕，当时火葬场正在露天焚烧尸体，特别工作队的一名囚犯趁党卫队不注意，躲在室内偷偷拿出藏着的相机拍下了这骇人的场景。在瓦克斯曼的书里，就有这张照片，就是下面这张。可以看出，导演对这一场景的还原非常真实。照片拍摄于194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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