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曾说：“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它与旅途有关，有一种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觉。”初看《站台》或许难掩沉闷，但唯有看过第二遍，才能深切体会到这种隐藏在平淡镜头下的惊心动魄。

电影用1979到1989这十载光阴，不动声色地纪录了中国宏观政治脉络转型下的个体生存。它由无数个意在言外的生活片段，不慌不忙地缀成了一幅时代的画卷。片长近三小时，却因那份逐渐凝聚的力量而使人魂为之夺，这背后蕴含着导演无比坚定的创作信念。

故事以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四位青年——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为轴心。起初，他们年轻气盛、追逐流行，对未知的前方充满期待。镜头曾捕捉过剧团出走时的细节：车子后方跟着马车，即便看不见前方，却知道正在缓缓前行。那是青春最纯粹的时刻，歌唱是如此容易，在充满变数的时代里，一切都闪烁着希望的微光。

在主角的旅途之外，电影对配角的刻画同样充满力量。崔明亮乡下的表哥，一个沉默寡言、娶不上老婆的文盲矿工，无可选择地走上被剥削的煤矿之路。短短三数场戏，便将那份含蓄的悲情表露无遗。

他临别前托崔明亮交给妹妹五块钱，叮嘱她努力考大学，“别再回来此地”。镜头凝视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那一刻，电影跨越了叙事，闪耀着高贵的人性真相。这与后来主角们的处境形成了互文：有人拼命想逃离土地，有人却被土地永远地吞噬。

在四人离开汾阳、走向天宽地阔的蒙古时，眼前的景象却并非想象中的灿烂，而是一片迷蒙混浊的灰。这种视觉上的落差，预示了理想的幻灭。

钟萍是片中最具张力的符号。她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家”，用生命和身体实践着时代精神。导演在色彩运用上极具匠心：钟萍在消失前的最后三次出场，是她唯一没有穿戴红色物品的时候。那一袭白衬衫与蓝色丝绒洋装，暗示着曾经火红热情的她即将熄灭。

钟萍的离去象征着青春的变奏。即便世界变了，剧团散了，人也走了，我们依然会记得她穿着火红洋装、在西班牙舞曲下曼妙起舞的灿烂笑容。那是被扼杀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最生动的注脚。

当影片如快转般来到数年后，最初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曾经认为自己“能更好”的尹瑞娟，变成了在狭小屋内抱着襁褓婴孩打转的母亲；曾经一心想闯荡世界的崔明亮，则在沙发椅上昏昏欲睡。那些胸怀大志的理想，稍纵即逝，像是南柯一梦。

青春总是这样，它无声无息地从生命的缝隙间流逝，不着痕迹，却又实实在在。经过十年的“一去一返”，当他们回到原点，贾樟柯所说的“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油然而生。

站台依旧，但出发时的那一班年轻人，已在时代的洪流中，集体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