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里尼和褒曼合作的三部片中，这部似乎知名度最低。这还挺费解的，我觉得明显这部最厉害、最痛……可以和《德意志零年》并列我最喜欢的罗西里尼。这部里也有一个自杀的小男孩，不过在《德意志零年》里，小男孩从废墟中纵身一跃，影片戛然而止；而在这部里，小男孩的死去只是褒曼饰演的妈妈嬗变的开端。那个人道的残忍的文明的野蛮的老欧洲已经在自相残杀中死去了，如同这个孩子一样，而当五十年代初战火已经远去之后，必须处理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这世上的苦难该如何安身如何行动”了。

褒曼所饰演的女主Irene来自富有的上层家庭，她沉浸在孩子不幸死去的伤痛中无法自拔时，经由一名共产党员好友的引领，接触到了罗马郊区贫民的困难生活，由此打开了重新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大门……前半部分可以说是“贵妇褒曼见识到贫民生活后心灵受到极大冲击”的话，越往后的反思与批判则越深入和痛苦。女主选择的心灵道路既拒绝要在人间靠人类自己创造天堂的共产主义，又与教堂的信念不甚相容：Irene似乎并不愿歌颂主的伟大光荣感叹人类的卑微无能祈求主来拯救众生，她要自己在现世中实践本应属于上帝的普世关怀，而她这样做的动机甚至不是爱（众生）而是恨（自己）……最后近乎成为圣人的褒曼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铁窗之后的镜头，可以说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最痛苦最黑色的思考了。

战后的头几十几年里，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都始终面临着来自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两股思潮和社会力量的撞击，两者的对立在罗西里尼所在的意大利又格外显著。可以说如今欧洲的基本精神风貌，就是某种基督教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退化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混合。两者分享一些共同原则：具有普世主义倾向、捍卫个体尊严、强调平等、认可公共力量的介入……也有些共同的敌人：民族主义、极权、消费主义、放任主义……这些都共同构成了欧洲区别于英美（以及其他地区）的精神底色。但这两者又有各自深厚的源流，它们之间始终充满张力。看到七十年前的电影为欧洲精神的奠基做出着如此艰辛的探索，还是挺感动的。也许罗西里尼对方济各式道德观的阐释与演绎未必符合神学家们的解读，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解放的理解也不能说是没有偏差，但这部电影的努力与彻底，可以说是无愧于“一九五一年的欧洲”这个宏大标题的。

（找到一段关于这部电影的意大利版和后来的国际版之间有所删减的部分的介绍，非常有意思，明天再来翻了今天先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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