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家庭最常见的一种模式是：我们在听话与孝顺中长大，却在疲惫与沉默中老去。
如果你也曾无数次觉得，自己不是在“爱父母”，而是在“还债”；如果你曾经不敢崩溃、不敢愤怒，甚至不敢“离开”——那你可能来自一个东亚语境中非常常见的、看似正常却深藏情感病灶的家庭结构：自恋型家庭。
刘若英的新作《忘了我记得》，表面上讲的是一个中年女儿与年迈父亲之间的温情故事，但真正揭示的，是一种长期潜伏在东亚家庭系统里的“隐性创伤”：在沉默、错位、忽视中成长的孩子，如何在成年后，仍被困于“被需要”与“怕被抛弃”的心理循环中无法自拔。
...我们先来厘清几个关键概念。
如何定义「自恋型家庭」？
“自恋型家庭”并非精神病学中的正式诊断术语，而是心理学和家庭系统理论中的概念。
在心理学家卡瑞尔·麦克布莱德的《家庭的羁绊》一书中，“自恋型家庭”被描述为一个——父母将孩子视为自我价值延伸的“场域”，而非独立个体。这种家庭结构下，孩子不是被爱，而是被“需要”；不是被理解，而是被“利用”。
...需要注意的是：人都有自恋成分，并非所有“有点自恋”的父母都是“自恋型父母”，更不是所有“自恋型父母”都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NP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我们要理解这个区分，需从心理学、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家庭动力系统三个维度来分析。
在心理学中，“自恋”并非天然是贬义词。它可以理解为一种健康的自我关注与价值确认机制。
就像我们都希望被认同、被理解、被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成长、成功有合理的自豪感。
这是“健康自恋”的一部分。一个没有任何自恋的人，反而可能是抑郁、自我消解、自我价值低下的表现。
那什么又是「自恋型家庭」呢？
根据卡瑞尔在《家庭的羁绊》中的定义，自恋型家庭有以下几个核心特征：
1.家庭成员之间的界限模糊：父母把孩子当作自己情绪的延伸或工具，而不是独立个体。
2.与父母间的情感交换，是“有条件的”：只有满足父母期待（成绩好、懂事、顺从），孩子才“值得被爱”。
3.父母需求优先：孩子的情绪和需要常被否定、忽视或贬低。
4.角色反转（Parentification）：孩子承担起照顾父母、安抚家庭气氛的责任。
5.情绪控制强：父母以愧疚、羞耻、沉默、操纵来控制孩子。
知道“自恋型家庭”的核心标准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判定标准：
如果你长期感觉，注意，是长期哦，你必须“表现得好”才会被父母接纳；父母常常打压你的表达、自主、界限感；你总是想“保护父母”而忽视了自己。那么，你很可能来自一个自恋型家庭。
很多人会问：所有“有点控制欲”的父母，都是“自恋型父母”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需要区分“有自恋特质的父母”与“有严重病理性的自恋型父母”
什么又是NPD，即自恋型人格障碍呢？
NPD是精神疾病诊断中的正式术语，出现在DSM-5（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属于人格障碍的一种。
NPD的诊断标准包括以下9种：
1.对自己重要性的夸大（例如夸张成就、才能等）；
2.沉溺于无限的成功、权力、美貌等幻想；
3.相信自己是“特殊的”、只能被同样“特别”的人理解；
4.需要过度的赞美；
5.对人际关系有强烈的特权感；
6.人际关系中常利用他人达到目的；
7.缺乏共情；
8.嫉妒他人或认为他人嫉妒自己；
9.傲慢的行为或态度。
9项中，至少有五项（≥5）的表现，才能诊断为NPD，且，只有符合一套连续性模式，且这些模式严重影响其社交、职业或日常功能，才可被诊断为人格障碍。
我国针对NPD的研究相对较少，2019年，有研究者对咨询中心的门诊患者群体进行调查，检测出的NPD个体在患者群体中的概率大约为4%，男性数量多于女性。
...美国社区的NPD患病率在0~6.2%之间，其中男性大约为7.7%，女性大约为4.8%
...但是呢，NPD在人群中的患病率，其实是难以确定的，很多真正的NPD患者，是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的，因此他们极少主动求助，导致NPD的实际患病率远高于统计数据。
回归到我们个体家庭，又怎么区分“有自恋”的父母vs “NPD父母”呢？
可以比照以下特征对比：
...回到剧里：《忘了我记得》里的程乐乐，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
母亲：逃离式忽视型
程乐乐的母亲晓芳，在产后患上抑郁症，在乐乐8岁时，选择离开，是一种“消极性自恋”的行为。她不是主动伤害孩子，而是因为无法承担母职，选择了“逃”。她不是NPD，而是处于创伤-抑郁中的女性角色。
也就是说，她是那种“没有能力完成母亲职责”的母亲，不是有恶意的自恋者。
...父亲：功能性无能+情绪忽略
程乐乐的父亲程光齐，不能做到精准的沟通，看起来他能侃侃而谈，但只是通过冷笑话、外星人等较为荒诞的说法来表达信息。
他也无法正面表达对女儿的“爱”，他和女儿从未正面交流情感，女儿失业那晚，父亲明明担心她晚归，但羞于表达，而是通过看电视掩盖自己的担心，这是情绪表达的错位。
父亲的行为表现出的是“功能性退化+缺乏共情的控制性依赖”，可以归类为典型“自恋型父母”中的“无能型”，但不是“人格障碍”NPD。
孩子在自恋型家庭中成长，往往会习惯“被需要”来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这也正是为什么，程乐乐在失业、离婚、被社会边缘化之后，仍然坚持照顾患病的父亲——因为那是她唯一还能够“被需要”的地方。
乐乐之所以爱「脱口秀演员」这份工作，是因为脱口秀演员让她觉得，她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生活感觉到无力的人，她站上台，讲那些她解决不了的问题，嘲笑那些悲惨的事情，陌生人的笑、陌生人的懂，给予她力量。
所以当霍建华饰演的丈夫，张凯，说出让她不要再做脱口秀演员时，她有种被击溃的无力感。
乐乐：“张凯在人生最低潮的那一天爱上了我，却在他人生最高潮的那一天，决定离开我，也许我们不是不爱了，我们是太努力了。”
张凯婚后，新晋为律所合伙人，他是典型的中产家庭培养出的精英，程乐乐家庭则是普通家庭，她一天要打两份工，白天是收银员，晚上去讲脱口秀。
他们的婚姻很快因为阶层不同、价值观不匹配、无法共情对方，分崩离析。但我们这里并不是在说是这些所谓的“条件”不匹配，导致他们婚姻破裂，而是两人心理都有伤口未疗愈，且在一起时，并没有培养出共同疗伤的能力，才破裂的。
...原生家庭有创伤的人，如果不去治愈那个“伤口”，会无意识地在成人关系中重复童年经验，试图修复、重演或确认自己熟悉的情感模式。
也就是说，你选择的伴侣，往往是你内在熟悉的情感模式的投影。
张凯走了后，乐乐又被父亲叫到医院，指认给她看，妈妈的遗体。
原来爸爸早已和妈妈取得了联系，妈妈身边的朋友也知道，唯独作为女儿的她，还做着那个要去美国找妈妈的梦。从8岁起，她就不停练习英文、后来第一份职业选择为导游，都是为了这个梦，但见到妈妈遗体那一刻，她的梦碎了，世界也分崩离析、天旋地转。
乐乐：“作为一个女儿，我没有原谅你，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可以理解你，你只是，累了嘛，你被恐惧压垮了。你……想做自己，你很辛苦，你压力很大，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很羡慕你，因为我觉得你比我勇敢。”
这让我想到，埃莱娜·费兰特在《暗处的女儿》中，刻画的母亲勒达。在生下两个孩子后，她同样疲惫、失控、自责，并最终选择“逃离”孩子。而很多人对此的第一反应也如出一辙：指责。
没人懂勒达的痛苦，没人懂乐乐妈妈的痛苦，是来源于那种“既想做一个好母亲，又渴望保留自我”的撕裂。
长久以往，我们歌颂“母亲伟大”，但不允许她疲惫，这是「母性神话」最深的悖论。妈妈也是人，有人适合做妈妈、有人更渴望自由，但社会和舆论不明辨是非，也不给个体选择或理解。
就像费兰特说的：“她们不是痛苦的女人，她们是抗争的女人。”
后来，程爸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乐乐变成了那个不停在工作、生活、程爸中周旋的照顾者。
《忘了我记得》在结构上看似主要在讲的是父女，但它实质上是一部关于“母亲性”的作品。母亲的“抛弃”留下了一个被爱空缺的女儿，她长大后再一次变成照顾者。这种角色的继承并不源于生理，而是源于「社会性别角色的深度内化」。
《暗处的女儿》里，勒达曾说：“母亲的感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否‘做好了’母亲的样子。”
程乐乐也一度陷入这种“表演”：她不敢崩溃、不敢拒绝、不敢离开。即使在失业、失婚、失去母亲之后，她仍然觉得“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而这，恰恰是现代社会对“照顾型女性”的隐性压迫：母职内卷、孝道绑架、照护责任单向倾斜等等。
程乐乐不是在表演“母性”，也不是在成就孝道，她只是在努力让生活维持住一种“没有崩坏”的平衡。在她哭着说“你别走”，又哭着说“你别一直走不了”的时候，我们终于理解：爱的表达，有时候只是——我真的撑不住了，但我还在撑。
“被抛弃”的恐惧
剧里，“被抛弃”是母女、父女关系中反复出现的情节内核。
小时候，程乐乐以为妈妈“不要她了”，长大后，她害怕自己也将“抛弃”父亲。父亲年老失能后，说出了那句让人心碎的话：“不要把我送走，就像小时候我不想被送去邻居家一样。”
这是《家庭的羁绊》中卡瑞尔·麦克布莱德所指出的“创伤性家庭动态循环”的再现：在自恋型家庭系统中，孩子常常被情感忽略，或被情绪吞噬。他们在长大后，会以某种形式重复原生家庭的关系模型——在“被需要”与“被抛弃”的恐惧中摇摆。
父女之间的角色悄然发生了调换：父亲逐渐“退化”为一个年幼的孩子，而乐乐不得不扮演起“母亲”的角色。她要提醒父亲吃药，担心他走丢，洗澡、如厕、饮食……无数细碎的日常构成了“照护关系”的高压枷锁。
不是“原谅”，是“记得”
片名《忘了我记得》，有点拗口啊，它的重点在于“记得”，通过女儿之口传递出来：“你忘记没关系，只要我一直记得。”
“记得”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记忆保留，而是一种「情感的继续。记得，不是为了沉湎于伤痛，而是为了在世的人，继续活下去。
饰演父亲的秦汉，在幕后的采访中说，刘若英，是“接近艺术家的导演”，的确啊，《忘了我记得》中，有几场戏都非常美、非常具有灵魂的共振，女儿在丢掉妈妈的遗物之后，又后悔了，拼命冲向跑远的垃圾车，好像是要拼了命地去抓住，那再也抓不住的母爱；
我们看到的程乐乐，并没有被浪漫化。她很累，她会崩溃，会摔收音机，会对失能的父亲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然后在愧疚中哭着说“对不起”。
在她身上，是一群现实社会里最真实，却被隐形的群体：被期待永远坚强的照顾者。
尽管她后来在整理父亲遗物时，看到父亲的录像，似乎与自己和解了。看到了自己不曾看到的“父爱”，也忘记了是自己塞给母亲番茄酱的瓶盖，说“你可以走”。
...《忘了我记得》并不是只讲一个人的故事，它讲的是一群人，一群特别是在东亚尤为常见的，中年人的集体困境。
当我们三十岁、四十岁，终于有一点点“自我实现”的空间，却发现——原生家庭的伤还没好，父母已经老去甚至失能了。我们未曾好好享受“自由”的一瞬，就又被拉回了“照护”的枷锁中。
我想，导演刘若英并不想歌颂孝顺，也不试图感动谁。
她只是让我们看到，当父母老去、孩子沉默、家庭关系濒临断裂的时候，还有一种方式可以修复：不是“原谅”，而是“记得”。
这也是剧的结尾，最高级的一点：它没有强行要求“宽恕”。乐乐最终并没有说“我原谅你”，她只是说：“你忘记没关系，只要我一直记得。只要我讲，我就不会忘，一直讲到，我也忘记的那天。”
记得，就够了。
记得的权力，就是爱的延续。
尽管爱有残缺，但它于个体而言，也弥足珍贵。
如果你也成长于「自恋型家庭」，欢迎留言聊聊你的故事。下一期，我将出一期「如何从原生家庭中解脱和自愈」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解答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