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柿子在电影中经历了树-画-想念的三种形态转变，在乱世时是凋零的残酷对比，在逃难时是未竟的理想，而在定居他乡是成了乡愁的符号，但其意象一直代表着团圆，与外婆这一角色互相衬托，反映了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成员逃亡到台湾后，不一样的反应。
电影是纪念性的，既是纪念不能回去的那些人，也是纪念第一代“外省人”的扎根与付出。王童的电影不同于侯孝贤般的史诗感，也不像是杨德昌要表达的那种深邃寓意，而是有着浓厚的“家庭感”，即使在近现代世事变迁，也有着非常多的家庭故事、儿女情长要描述，给人以一种坚韧的温情。
败军之将的父亲经历着反攻大势已去，也经历过下野谋生，隐喻了曾经的上位者的失意；手下漂泊他乡也许形单影只，也许互相心生情愫，代表了对新生活的希望；从首饰到房子到字画，变卖值钱事物没有对错，更看重做成事情的“真假”；成群的孩子逐步融入当地的生活，却又在局势变迁中感受暗流涌动；每个人都若即若离地围绕着外婆，对于父辈来说，既是为了孝顺，也是为了顺意，那么他们的心里也想着“回去”；对于晚辈来说，回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对外婆的依赖不减反增，那种故而外婆既是亲情的直接体现，甚至到了宠溺的地步，却也是在另一个方面当做后代纪念过去、纪念那个幼小便离开的故乡的的缩影。

王童的电影有着更加丰富的戏剧性，也通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来推进剧情，许多地方有着解严后回望过去的“黑色幽默”，有着大概率知道结局的严肃与沉思空间。他将一个军属家庭的移居故事讲得几乎“满地鸡毛”，而又不失对历史变迁的反思。这种反思是生活性的，因为时代发展改变着统治阶级的实力对比，也深刻影响着一个个家庭的起落沉浮，从而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里，把“生”“死”“离”“合”浓缩在168分钟的故事里，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