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怜的东西》是伪女性主义？

廖伟棠

《可怜的东西》是否一部好电影见仁见智，但它的确成为一部话题作品，爱者超爱，厌者恒厌，但因为它怪诞的艺术形式——混合了超现实主义、蒸气庞克、新装饰主义的美术设定，辅以鱼眼镜头与俗艳艺术配色、舞台剧式表演，成就了一个仅仅从形式上就很耐人寻味、令人目不暇给的艺术品，因此转移了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清醒。

同样是形式主义精品，它比魏斯·安德森少了一点强迫症，比寺山修司多了一点政治正确。前者令我放松，后者令我尴尬。在放松与尴尬之间张弛有度的，无疑是艾玛史东的精彩演出，我对她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没有异议，因为她维持著的全程亢奋状态，既符合“幼儿脑少妇身”这设定的疯狂，又符合电影的“马戏团奇观”所需的节奏和迷醉感。

但撇开演技不说，恰恰是这两个设定令人对电影本身起疑。“幼儿脑少妇身”带来的是一种免责声明，即贝拉可以用最无邪的方式去破解社会（电影时代看来是十九世纪末，但加入了大量蒸气庞克的架空幻想）强加在女体身上的“邪恶”而不会遇到阻力。也就是说幼儿的性愉悦本能、享乐本能是天经地义的，贝拉身边的男人也因为知道她的思维是幼儿所以才放纵她身体，没有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施予诸多“文明”禁锢。

不过那个世界始终是男人操控的，这些放弃禁锢贝拉的男人，实际上还利用这种“解放”来从她的肉体上占便宜。那个鼓励她以身体赚钱的妓院老鸨也是这种思维，贝拉是颗摇钱树，因为她肉体美丽且有需求。而且因为她的无邪脑，老鸨与嫖客都不会有什么道德包袱——玩弄幼儿是严重禁忌，但玩弄“幼儿脑少妇身”的自愿妓女则满足了这些男人的精神处女情结——假如你戳穿这一点，他们会自辩我不过是协助贝拉的性探索性自主而已。

也许可以说，《可怜的东西》是《芭比》的另一面。《芭比》之难得是它以最物化女性的芭比玩具世界为基础进行自我反讽、展现该世界的荒谬；《可怜的东西》表面上大刀阔斧为女性张目、满足一切解放的渴求，拍得淋漓尽致，我看完的第一感受就是：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爽片——但正是“爽”字暴露了它的肤浅，《可怜的东西》美化了这个世界、简化了女性革命的难度，它骗你说只要主义真，便可一往无前，什么老白男科学家、有色人种知识分子、老油条情人、权贵前夫，都能被贝拉一声娇嗔拿下。

贝拉是另一种芭比，以极有魅力的形式掩盖了女性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不堪。

性工作者的两难处境，也被一笔带过，巴黎妓院被粉饰成性平等教育平台，似乎以贝拉天真的教导就可以令那些花钱泄欲的男人觉悟、忏悔。呼喊著生产资料自主权、拉著贝拉去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班的无产阶级非裔雏妓，最终跟随贝拉回伦敦享受遗产过上中产小花园里的女宠生活，贝拉在最后一个镜头里除了生理性别，看起来就是另一个我们厌恶的男权领主的化身。

太简单了，把前夫的脑换成羊脑，夫权仅仅得到了嘲弄而已。就像贝拉第一次看到贫穷（那一幕的拍法没有超出悉达多王子的贫穷想像）而痛哭，以为只要把情人的钱都拿去“扶贫”就解决了问题，其实那只不过是发达社会惯见的赎罪券思维，太简单了，跟伪善只有一步之遥。

这种简单在我前述的“马戏团奇观”式影片美学中得到了滤镜粉饰，《可怜的东西》的审美细节越是繁复惊艳，越是令你目不暇给一爽到底，爽完自问：我到底看了什么，这和一部超级英雄片有什么分别？邪不胜正没问题，但你得让人反思正邪如何产生如何变异、不正确的世界何以竟成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

真正的女性主义是任重道远的，女性面对世界的种种质疑依然是残酷的，《坠落的剖析》费尽力气证明这一点。与之相比，架空世界的《可怜的东西》太自欺欺人，无疑贝拉替我们出了一口气，但你是否可以提示观众设想一下，假如贝拉的肉体不是艾玛史东的级别，她的自由度有多大？事实是，即使是艾玛史东的级别，这肉体的原持有人（贝拉的妈妈）所经历的摧残，有谁能想像？

《可怜的东西》的伪女性主义也许能成就一部“邪典”，但只要我们参与“邪典”的狂欢，我们也是剥削者之一，不要忘记四年前我们观看陈果《三夫》之后那种参与共犯的羞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