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写写，或许不太严谨，索性就不往异见者的官号上发了）
脱口秀正在改变我们。无疑，在抑郁和懒散遍布我们的日子之前，我们的城市里早已“长满”了脱口秀，和那些将生活交给了剧场的人们。我们生活的表演者，我们日子的领导者。
从今年一位叫付航的脱口秀表演者在一档喜剧综艺内夺冠从而引发轩然大波的那一刻，我们才姗姗意识到，“笑话”，可能是年轻人唯一的权力，“笑话”，可能是这个时代首先的语言。然而，笑话和讲笑话的表演者，他们是「电影」吗？或者说，他们能够「成为」一部电影吗？
...让我们来重新梳理这个逻辑。所幸，这样的逻辑是电影《好东西》和她（注意这个主语）的创作者绍益辉女士带来的：不是要将一出脱口秀制作为一部电影，而是一部电影借由表演一出脱口秀掌握她自己的权力。
为了反驳那些将《好东西》称之为一场脱口秀的糟糕的评论，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因为，在人们爱上那些笑话前，我们首先爱的是王铁梅、小叶、小马、前夫哥；爱的是宋佳、钟楚曦、章宇、赵又廷…我们首先爱的是讲笑话的人和她们的生活，我们爱的是她们的忧虑和礼貌，我们爱的是她们讲话的口音和她们的摔倒。我们先爱上了她们的动作和她们的身姿，在那之后，我们才听清楚了那些笑话。这就是为何在电影的最后一镜，王铁梅和小叶带着小孩在上海街头拖着行李箱奔跑的那一个全景镜头如此令我潸然泪下的原因，在那时，我们看到了所爱之人的姿态，在那时，我们恍悟是电影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中心。在那些糟糕的评论里，人们惶恐，“脱口秀是如何被拍成了电影？”，很遗憾，不仅脱口秀可以被拍摄成电影，“电视”也可以被拍摄成电影（玛伦·阿德《托尼·厄德曼》，迈克尔·斯诺《波长》），因为并不是某物被制作为了一部电影，而是电影运用了它们（其它艺术媒介）的材质从而声称：我们也在改变，电影在其内部正在发生重写其语法的嬗变。
......电影借由旁人说话，《好东西》通过讲好一出“脱口秀”反应电影迫切的任务。因为并不再是，脱口秀正在改变我们，而是电影正在改变现实。在无数的年华老去间，人们将生活的中心交给了那些苦闷的，讲述悲哀的人，但是现在需要做出改变的，将生活的中心交给另一群讲笑话的人，那正是因为抑郁和同情从来不会因为我面上挂着的笑容而削减哪怕一分，迷惘和苦痛从来不会因为人们的笑声而真正怠慢，相反，正是因为在笑话之中保持了那一恰当的距离，我们才能准备好背负他人已经错失的腐蚀的重量。
我想说，《好东西》将王铁梅、小叶、小马、小孩、前夫哥生活的中心交给了我们，而我们又把我们生活的中心交给了她们，在这里，电影迎来了置换的法则，电影处理了它真正的公正。就像我开头所说的，我们可能早已和王铁梅他们一行人一起，共享了我们仅剩的权力。生活已经如此糟糕，不过除此之外，我想真的存在那样的宣言：电影必须侵入生活的中心，而我们必须没入电影的中心。
诚然，《好东西》糟糕的地方与美好的地方同样多，呆板、迟滞的知觉与机敏的能量总是相随而行，但为了选择一种立场，选择可以真正代表我们的立场，我们必须学会“看向我们自己”。因为电影真的在改变。电影的类型真的在改变。这不再是“桌面电影”那一类乏味的类型概念总结，而是一次新的汲取，新的改写，新的声讨。她将由本体论打倒本体论。无可否认，她们——王铁梅、小叶、小孩，哪怕是一闪而过吐露了一句“不好意思，借过一下”的路人——都是“电影的”。在无数指责《好东西》“非电影”的评论中，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向我们解释究竟何为“电影”，当“非电影”一词作为一种批评手段以及立场的表明时，仿佛作者的存在是建立在一个必须回答“什么是什么”这样无穷的问题内，而并非“什么可以做到什么”这另一我们急需解决的事情。电影早已伺机而动。电影始终俯卧在房间的角落。电影闪光在小叶打开啤酒后险先摔倒的湿漉漉的地面，电影安卧在王铁梅与小马对视微笑时洒在她身上的那一缕阳光里。
...请认真回答我什么是“电影”？正如同小叶必须认真回答小孩，什么是“男子气概”。我们从来不会说女子气概是“非男子气概”的，却会说《好东西》是“非电影”的。
“哇！你好有男子气概。”
“哇！这个情景好电影。”“嗯，你好有女子气概。”
“嗯，这是非电影的。”…
Maya Deren在一次映后的研讨会谈过，她的电影是“拍给所有人的”，而我希望，绍益辉的电影不是拍给所有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