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来看只是一个质朴的情景小品，以出租车为背景，上车又下车的乘客为动力，源源不断的制造对话与事件，描绘出了底层群众的众生相与阶级的难以调和，更囊括了对政府深深的控诉。最无能为力的应该是最后一位女权主义者戏谑般讲述了她朋友被关进监狱的故事，简短的抱怨带来的后劲却始终消弭不去...

本片的心理学逻辑，基本遵循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深受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影响），它分为三个等级，六个阶段，每一级对应两个阶段，等级分别是：前习俗，习俗与后习俗。而在社会当中最常见的为前两种，第一种对应儿童，第二种对应青少年以及未彻底开发自主思想的人群，能真正步入后习俗的人群是极少的。跟随故事简单分析下几位角色在理论当中的位置：第一个上车的男人侃侃而谈盗窃的人应该处死，而他座位后方的女人提醒他没有人天生就是罪犯，肯定是因为生活遇到困难才被迫走向歧途，应当聚焦在背后的社会问题并尝试改变。从第一组交谈中就能察觉这两位公民处于不同级别，男人处于习俗中的阶段2，即倾向权威或法则来维护社会，同时自己也要做个好公民。女人则处于后习俗中的阶段2，在这一阶段中，公正必须与伦理原则相符，简单来说，要符合人性。如果确是受极权迫害，那么她可以打破这条法规，保护弱者，因为这一阶段的人追求平等的环境。对于影片后段上车的侄女来说，她看待世界只是通过其狭隘的目光，只在乎好与坏，奖赏与惩罚。在她拍到小男孩偷了别人50块之后的一系列举动也确立了她正处于前习俗的阶段2，即所谓正当行动就是满足私欲的行动：拍一部没有“污秽的现实”的影片，因此你阻碍了我前行的道路就是坏的，也不在意小男孩需要这钱去救母亲，只答应给他5块，并认为自己依旧处于正确道路，因为自以为满足了别人的急需。最后说到导演帕纳西本人，以一种疏离到几近冷漠的状态存在于全片，贴合后习俗的阶段1，即对社会契约有清醒的认知，权利是个人的观点，法则仅是一道相对狭窄的光谱，不必基于它进行改变。

但其实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样的道德悖论，帕纳西并不纠缠于解决庞大的时代症结，他想做的或许只是架起摄影机，不怕死的对准流星般闪烁的个体经历。